所谓浙学，宽泛地说，即创发于浙江的学术传统，以其思想原创性强、历史影响广泛、地域特色鲜明著称，并彰显于更广阔的中国学术传统之中。浙学成型于南宋时期，前后绵延千年，强调“经世致用”。不同历史时期的浙学，无不作用于当时的现实政治与社会思潮，并发挥着重要的学术影响。明代的刘宗周及其所创立的蕺山学派即为其中的代表之一。

　　践行“慎独之学”，彰显经世情怀

　　尽管刘宗周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而且身处乱世，其仁政理想、王道事业无从实现，但他忠于职守，屡屡建言疏谏，提出救世济时的真知灼见，展现了一代名臣风范。

　　刘宗周为官不足七年，却三遭革职(1625、1636、1642)。不仅被天启、崇祯两位皇帝视为迂阔，而且那些趋势时臣多认为他太不识时务，但这些评价丝毫不掩其清正品行。对此，即使晚明政治黑暗，对他亦不得不褒奖有加。如天启四年(1624)的一份诰命制词称：“不因人热，惟适所安。素食布袍，三月不知肉味；敝车羸马，廿年犹是书生。”

　　刘氏的志节品行同样获得后世敬仰。康熙间曾任江宁巡抚的汤斌，在《蕺山先生文录序》中写道：“(刘宗周)平生于寂寞凝一中，发其聪明智虑。通籍四十年，敝帷穿榻，萧然布素。其立朝也，秉义据经，难进易退，自曹郎以至总宪，前后章疏数十上，大约志在振肃纪纲，敦崇廉节，重仁义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典兵预政，廷杖、诏狱悉当报罢。宁人见为迂阔，而不敢贬道以从时；宁与执政相龃龉，而不敢容默以阿世。其慎独之学，以之自修者如是，以告君者如是，以之勉寮友、诲门弟子者如是。”而牟宗三在其名著《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序文则写道，“夫宋明儒学要是先秦儒家之嫡系，中国文化生命之纲脉。随时表而出之，是学问，亦是生命。自刘蕺山绝食而死后，此学随明亡而亦亡。自此以后入清，中国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遭受重大之曲折，因而遂陷于劫运。”

　　以读书为志业，终成一代学宗

　　刘宗周26岁时，即师事理学名家许孚远（1535-1604），以居敬存养为修身求仁之道。他一生推重读书明道，相信“读书是儒者之业”，曾先后撰有两篇《读书说》，或以示学者，或以为家训。届知天命之年，则完全转向以“慎独为学问第一义”，阐释《中庸》慎独立人极之学。至其晚年，更是推尊《大学》诚意知本之教，结合《大学》《中庸》，撰写他一生最具原创性的名著《人谱》，力究成圣成人之境，最终建构出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

　　刘氏学术敏锐，一生坚持讲学，站在当时学术讲论的制高点，充分把握当时以东林书院、首善书院为风向标的思想旨趣，有所取舍，更有所批判，最终形成“专主诚意”“专用慎独”的学术见地。其为学为教，精进不已，以孔门求仁之道为归宗。“孔、孟以后，集诸儒之大成，无粹于此。”

　　晚明时期，主流思潮出于两大阵营，其一是王阳明开创的姚江之学，其二是以矫正阳明心学为旨的东林之学。刘宗周对两者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一是“姚江之后流于佛、老”，二是“东林之后渐入申、韩”。因此，立言阐教，必须扫除当时思潮中“情识而肆”“玄虚而荡”的姚江后学之流弊，同时也不得不充分关注“以清议格正天下”的东林学风之余绪。

　　鉴于阳明后学流弊杂生，渐以趋归释道而不觉其非，必将侵蚀儒家圣学尊生崇圣的精神。对此，刘宗周曾尖锐地指出：“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杰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所以在《人谱》自序中，刘氏提醒学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也。”以“醇儒”自许的刘宗周，决意不杂佛道而准于儒家圣学，创作“证人之谱”，掌握教化世道人心的话语主导权。基于“正心之所以为心”，而“证人之所以为人”，担当挽救时弊、重整道德理性的重任，就成为其不二选择。

　　因此，刘氏推崇历代相传的经史典籍，更善于加以解读。他将崇经重史用于指点本真心性，把儒家心性义理之学落实到人伦日用常行的历史事件中，以此来检讨人之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而开启了“经史相融、亦经亦史”的务实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