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取向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应用对策型取向，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在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中；第二，学术研究型取向，目前主要集中于美国高校，展现出新特点；第三，歪曲丑化型取向，相对于早期的歪曲和丑化，近年来的歪曲丑化型研究具有了新的特点。这三种取向发展的趋势是前两种取向的相互促进，而第三种取向已经出现衰微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美国成为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国家，其研究成果的影响也最为显著。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基本上就能够把握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状况。从目的角度看，其研究取向基本上可分为三类，即应用对策型、学术研究型、歪曲丑化型。本文将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分别分析其研究的目的取向。
一、应用对策型研究取向
应用对策型取向是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共历史研究中最早出现的研究取向。这种取向以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为对象，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为目的。
应用对策型取向产生于“二战”期间的战争需要，并成为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最初取向。20 世纪40 年代，美国为了适应其战争需要，开始招募大批中国研究专家进入政府机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等。这些中国研究专家进入政府机构后，利用其掌握的知识，直接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因而他们的成果就直接打上了应用对策的标志。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来华。期间，他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发表关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观点。这一时期以及之后，费正清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展开的，具有鲜明的应用对策的特点。1946年，费正清在分析中国革命发生时就强调：“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这场革命能否发展，而在于如何发展。”“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为了自己的恰当利益而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施加影响，使它不致于为国家牺牲个人，不致于使中国从属于某个大国，或被铁幕围住，断绝与外界的来往。”[1](P319)由此可见，在费正清创立现代中国学之初，他就把应用对策界定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共历史研究的取向。
当前，这类取向主要体现在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中。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应用对策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之后，就始终存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所有美国的重要智库都开展了中国问题研究。目前，各主要智库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活动大量涌现;研究成果、活动形式多样化;同时，智库既全面关注当代中国的发展又重点突出;他们纷纷设立中国研究机构或中国研究项目、专题;主要智库中还形成了一批有规模较稳定的中国研究专家队伍。美国智库的应用对策取向体现在：
第一，研究的评价标准。美国智库对于自身研究的评价标准并不完全在于是否符合实际，而在于是否“实用”。这种“实用”体现在其研究成果和观点方面就是能否为美国政府和民众所认同、接受，进而能够对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产生影响。因此，从这点上看，美国智库对于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应用对策研究。对此，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有着明确的说明：“我们的研究不是纯学术性质的，而是政策导向迅速、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极强的研究”。[2]
第二，关注的内容。智库仅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而对于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则兴趣不大。甚至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也兴趣不大。当然，智库的研究人员在自己的研究中，根据需要也会涉及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历史或中国近现代史等领域，但这只是个人行为。美国各主要智库在其研究项目设立和开展的研究活动中，基本上很少专门开展这方面研究。其关注的焦点是当代中国以及当代中国共产党。因为，关注现实问题可以直接为其应用对策服务。
第三，提出问题的思路。有些智库专家在谈到中国发展问题时，首先考虑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会对美国构成什么影响，美国应该如何应对?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无疑就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2004年10月，华盛顿智库圈中举行了一次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讨论会。该会发起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经济外交势力的扩张是否与美国的全球利益发生冲突”这一问题的担心。其中的6个议题中就有：“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3]
第四，研究的目的是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近年来，美国智库围绕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如中美贸易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对华战略问题、能源与气候问题等均提出了大量对策建议。其中，不少智库的意见、建议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有不少智库研究人员因其研究成果而被安排进入政府工作。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KenLieberthal)和大卫?桑德罗(David Sandalow)就美中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问题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对奥巴马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影响，而桑德罗也因此被安排进入能源部担任助理部长。[2]这类人员还有：现任奥巴马总统首席亚洲顾问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克林顿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的李侃如和布什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韦德宁(Dennis Wilder)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