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西部的诺伊斯市到东部的柏林有560多公里，差不多5个多小时的车程。几十名奎林努斯文理中学的学生提前一天从诺伊斯抵达柏林，一早便来到了柏林犹太博物馆。这些十四五岁的初中生，每10人一组，来参加一堂特别的历史导览课——“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命运”。

　　“关于犹太人在二战中的历史，你们有一些了解吗？二战已过去70年，你们是战后成长起来的第四代、第五代人。这段历史与你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解它？”导览课伊始，博物馆向导阿蒂·坎托尔便开始了一连串的发问。

　　“因为历史有重复性，我们必须了解它，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因为世界上仍有一小部分新纳粹，不仅在德国和欧洲。这些危险的思想仍在世界的角落里残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针对宗教、针对民族的无端仇视和极端主义一直存在。了解这段历史，对我们个人、对未来有关宗教和多民族的政策制定，都有着警示意义。”

　　“为了今天更好地与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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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托尔点点头：“犹太人尽管在德国有2000多年历史，实际上，在二战前夕，他们只占德国人口不到1%，差不多50万人，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族群。这些人在德国出生，拥有德国国籍，母语是德语，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首先，他们是德国人。一战期间，德国军队里有10万犹太人；二战期间，他们却几乎被赶尽杀绝。”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很快，德国出现了各种犹太人居住隔离区，一块块指示牌出现在曾经的公共区域边缘——“犹太人禁止入内”“此处不欢迎犹太人”。坎托尔说：“第一次，这些一直视德国为祖国，甚至愿意为它献出生命的犹太人意识到，他们不再被祖国当做德国人。”坎托尔望向对面的学生们说：“换成你们，想到什么？”

　　短暂的沉默。不一会儿，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举手示意：“背叛。”

　　“抛弃。”“愤怒。”“恐惧。”更多的学生开始发言。

　　坎托尔将大家顺势引到博物馆内一个天井下，示意大家抬头仰望。虽然是白天，但狭小的天井只能让有限的阳光照射进来，四周是高耸、倾斜、逼仄的墙壁。“馆内一共有7个天井，博物馆设计师丹尼尔·里伯斯金坚持让所有参观展览的人先来观察这些天井。你们感受到了什么？”

　　“我想到了纳粹上台后犹太人的命运。”一个金发女生慢慢开口，“有限的阳光，只带来若有似无的生机；说话只能听见自己的回声，无人应答；高耸冰冷的墙壁，让人感到孤立无援——虚无，什么都没有，就连阳光都那么不确定。”

　　坎托尔点头示意：“虚无，更确切地说，是一无所有。纳粹时期的犹太人，大体经历了三种命运：逃离，被屠杀，或是在德国艰难地存活下来。然而，无论哪一种，他们都变得一无所有：最彻底的莫过于失去生命，能够逃走的或是存活下来的，则失去了家庭、朋友和曾经拥有的几乎一切社会联系。”

　　“悉尼、哥本哈根、芝加哥、开普敦、上海……这些都是犹太人逃生的目的地。大约有一半的德国犹太人在纳粹时期成功逃离。然而逃亡只是为了能够活下去，不等于享受崭新的人生。”说罢，坎托尔推开展厅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门外是“逃亡者花园”。坎托尔没有对这座花园做任何说明，而是让学生们自己走进去感受。

　　“逃亡者花园”是一个狭小的方形倾斜空地。这里有同样倾斜的方形水泥石柱阵，人们只能在石柱间的窄缝里穿梭，犹如迷宫。“我感到眩晕。”第一个回到入口的女生说。“一切都是倾斜的，不舒服的，陌生的，奇怪的……正如那些在逃亡路上突然被扔进一个陌生环境的犹太人一样。”女生身后的一名男生抢着补充。

　　坎托尔接着问：“他们必须背井离乡，不然就会被屠杀。为什么是犹太人经历这样的苦痛，而不是其他的德国人？”

　　“因为纳粹恨犹太民族。”记者身旁的一个小个子女生说到“恨”时，犹豫地抿了抿嘴唇。

　　“民族是可以改变的吗？”

　　“不可以！”“这就好比血液，好比长相和肤色，与生俱来。”大家七嘴八舌。

　　“民族没有罪。正如德国犹太人首先是德国人，如今在德国、在欧洲生活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首先是人。没有优等人和低等人。”在导览课最后，坎托尔凝重地说：“战争过去70年后，极端主义思潮仍然没有消亡，德国依旧有排外运动，欧洲依旧有人无端责难难民，在世界上依旧有恐怖袭击。我们要时刻牢记历史，记住，才不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