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共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战略转变是针对南非民族民主革命而言的,区别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略,它依然坚持“社会主义是未来,而我们要从现在做起”的主张。而且,民族民主革命战略的实施并不妨碍南非共的社会主义斗争。

　　2017年7月10日至15日,南非共产党(以下简称“南非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约翰内斯堡召开。本次会议上,南非共围绕“捍卫、推进和深化民族民主革命”的主题,坚持战略的一致性、分析的警觉性和战术的灵活性原则,以“三方执政联盟”内部批判先锋和南非工人阶级与穷人守护者的身份,在最广泛的战略层面提出要开启南非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二个激进阶段,并制定了一份重要的行动方案,为深化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战略规划。

　　民族民主革命

　　第二个激进阶段的主张

　　南非共在回顾南非民族民主革命战略演进过程和分析当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及其领导的联盟政府面临严重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民族民主革命第二个激进阶段的主张。

　　南非共指出,民族民主革命战略概念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这一战略概念在南非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20世纪初,由于南非特殊国情的影响,南非共自1921年建立后,直到1929年才与非国大和工会联盟一起有了推进南非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看法。而推动南非民族解放运动实质性发展的战略主张——南非民族民主革命第一个激进阶段的战略主张,直到1969年才由非国大的莫罗戈罗大会确定下来。在这一正确战略主张的指导下,南非民族民主革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取得了巨大胜利: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实行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并奠定了非国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可是,正当南非民族民主革命应该继续向深层次发展的时候,由于苏联解体和1994年非国大主导的联盟在选举中获胜事件的影响,南非民族民主革命也在修正主义影响下进入了自由主义改革派的节奏。对此,南非共指出,南非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转向了“渐进的改革”。但这样的战略转向并没有明显推进南非的发展,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领域的代表性危机,以及国内民众不满和抗议情绪的持续增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非国大在2011年全国大会上提出了推进民族民主革命“第二个激进阶段”的战略主张,但没有赋予实质的含义和内容。

　　2014年以后“渐进的改革”战略造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对此,南非共指出,问题集中表现为政府俘获由资产阶级民主向寄生状态的转变。具体来说,一是,网络式的寄生赞助派加速以俘获政府的形式寻租,甚至有些正在为2017年12月颠覆非国大全国会议而私募“战争基金”;二是,影子政府绕开内阁做事的问题日趋严重;三是,独裁的倾向在增长,如对军队作风的怀旧,对自上而下的指挥和控制的公开表达;四是,寄生网络推出的转移注意力的意识形态纲领的错误影响。这些问题对非国大及其领导的联盟政府形成了巨大威胁,而且有可能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南非民族民主革命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被侵蚀或逆转。因此,南非共在此次大会上明确指出: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战略层面的主张就是推进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二个激进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南非从寄生网络蛊惑人心的虚假纲领中拯救出来。而南非共的关键角色就是为南非民族民主革命第二个激进阶段提供真实的内容和一个实质的行动计划”。于是,南非共以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布的《南非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文件为基础,勾勒了在所有关键领域斗争的行动战略。这也成为南非共未来十年的行动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