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年6月，英格兰一批反叛王权的封建贵族，以武力相威胁迫使英王约翰签订了载有其多项要求的著名文件《大宪章》。在《大宪章》诞生八百周年之际，如何研判它的精神价值与历史地位，再次成为中外学术界所聚焦的热点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理想和学术理路的差异，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对《大宪章》作了诸多诠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如此，学界中人常常倾向于凸显《大宪章》的所谓“现代性”，即发掘其中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诸如“自由”“权利”“民主”“法治”之类的现代思想内涵。事实上，如果以唯物史观来做一“正本清源”，紧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来考量，就不难发现封建性构成了《大宪章》精神的历史底蕴。

　　在唯物史观看来，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任何观念、意识只能是这一过程的“折射”与“回声”。由此观之，《大宪章》集中反映了英国封建社会盛期统治阶级内部权益的矛盾与纷争。诺曼征服后，英国封建君主与贵族缔结起封君封臣等级制度，形成了约定双方关系的封建习惯，如在封建骑士役征调、封建协助金与封地继承金的上缴等方面，都有“约定俗成”的一个界限。然而，随着政治集权化的日益加强，英王不断突破封建习惯的限制，对贵族阶层已享有的封建特权构成严重威胁。这一状况尤以约翰王时为甚。其时，英国与法国为大陆领地而展开战争，军费很大，面临严重财政危机，约翰王也就变本加厉地对贵族乃至城市、教士肆意征调钱物，对敢于不遵王命者包括高级教士严加惩处。在此情况下，贵族阶层起兵反叛，在教会的斡旋下，要求将国王的权力运作重新纳入封建习惯的边界内，恢复“祖宗旧制”“先王良法”。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件缔造者的身份，赋予《大宪章》以深厚的封建性的历史底蕴。

　　无论是表述话语、思想框架还是诉求主旨，《大宪章》都彰显了那个封建时代贵族阶层所固有的封建性。《大宪章》肯定了封建王权的合法地位，将国王视为贵族权益的恩赐者，并声称保护国王人身不可侵犯的尊严。而在《大宪章》的63条条款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有明确要求保障贵族及教会权益的条文约有18条，占全部条款的28%以上，其内容涉及保证贵族财产、司法和政治各至关重要领域的特权。此外还有6条关于保障自由人财产、人身自由等权益的规定，占据所有条文的约10%。这些条文事实上也是为贵族权益辩护的，尽管它们在理论上涵盖了开始出现的市民阶层，但实际上是贵族阶层的代名词。而对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人身自由的农奴可言，这些条文毫无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从词源学和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大宪章》中所指的“特权”一词常常被误读为“自由”，它实际上是指由国王授予贵族的某种特权或免于某项义务的特权、市镇旧有的各项特权以及教会享有的自主的特权，这些都是多年沿袭下来的习惯。这些构成《大宪章》主基调的条款说明，多年来将这一文本称之为“自由大宪章”无疑是不妥当的，它实际上是“特权大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