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当下出现的公共性不足问题，症结既不在于个人主义的泛滥，也不简单地在于传统道德的衰落，而在于“差序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兴及其所引起的“自我主义”的过分膨胀。因此，重建公共性的核心议题是把个人带回社会即重建个人主义，以个人主义建设为公共性提供价值基础，以公共性建设来引导个人主义远离自我主义。

　　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的现代嬗变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整个人类社会始终都得面对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下，由于人口基本不流动，个人对社会秩序的臣服虽然具体地看是一个难题，但在总体上不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因为其实质不是秩序本身的改变，而是如何用更有效的手段把个人拉回到既定的社会秩序之中。但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这个问题的难度就空前地凸显了，涉及的不仅是社会秩序如何维系，更重要的是对个人、社会以及二者之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如在传统中国社会，个人层面“君子”与“小人”相对；社会也由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构成；属于礼治秩序。但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人格、智识等层面看，“个人”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的物质需求被正当化、人格和尊严得以平等化、自我反思能力得到彰显，这些都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格格不入；社会秩序观念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熟人社会的道德共同体虽然在形式上存留，但等级制的礼治文明已经衰落，人际关系的平等化在增强，人口流动性在提高，民族国家、世界等宏大的抽象社会在人类生活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这样，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直接转变为个人主义与公共性的关系。

　　换言之，现代社会中理想的“个人”与“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理想“个人”与“社会”都有根本性的差别：现代社会的理想个人形态是个人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则是公共性意义上的。从个人主义角度看，“独立”（independence）、“自主”（autonomy）、“自信”（self-confidence）、“自尊”（self-esteem）、“坚韧”（perseverance）、“self-reliance”（自立）构成“个人”的本质内涵。这几个概念从不同角度确立起了个人主义的基本理念：从物质上看，“个人”拥有其不可剥夺的物质财产和不可侵扰的私密空间，这种物质基础保证了“个人”身体的独立和自由，为“个人”精神上的独立和自主提供物质基础，因此构成公民权（citizenship）的前提；从权利上看，“个人”拥有参与与自身利益和权利相关的各种决策的权利；从价值上看，“个人”追求自身在精神、身体上的同一性（identity），塑造自身独立的、有价值的、有尊严的和负责任的生活，即“人格”；从理性上看，“个人”具有自我评价的理性能力，能自我抉择、自我行动和自我负责。

　　“公共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下是与《论语》中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相似的具体人对人的爱戴和庇护关系，其泛可指君臣民之间，狭可指家族和家庭内部的家长与子女之间，或者熟人之间。但在现代性条件下，公共性的核心概念是“参与”，即平等和自由的个体自愿地参与到某些不仅关涉具体个人而且关涉抽象他人的活动中，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行动来达成某种共识的过程。这个过程若能在参与者之间形塑出“共同体感”，那么公共性就不仅在客观的权利和利益层面得以成型，而且在主观的情感层面牢固化了。所以，在现代西方，“community”总是从议员、社会运动参与者、大学校长、市长到总统口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