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时间作为日常生活重要的符号系统，不仅发挥着协调社会运行的制度性功能，同时作为社会化的重要路径，个体也通过对这一制度性符号系统的习得，不断形塑着特定的时间认知与社会想象。那么，反思时间认知机制的社会发生及其演进，也就成为反思性地探索日常生活时间表征背后“时间为何”这一问题的社会基础。借助埃利亚斯社会文明化的发生学视角，一方面，宏观社会关系结构变迁造成了时间表征及其经验的抽象化，形塑出普遍“线性的”理性时间认知机制；另一方面，于日常生活的时间运作中，基于个体“现在”的主体经验形塑出特殊“微分的”时间认知机制。在两种认知机制相互作用下，时间的长时段文明化演进图景被不断切割微分，有关时间的社会想象被抽象精准的符号表征取代，最终成为日常生活中既熟悉又陌生的个人惯习一部分，时间的认知迷思由此产生。而在当代社会加速的现代化境遇下，基于对“现在”的时间性社会想象的探讨将为时间社会学反思及想象力拓展提供可能空间。

　　关 键 词：时间社会学；埃利亚斯；型构；加速；社会学想象力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型构社会学思想研究”（18NDJC248YB）。

　　作者简介：徐律，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情感社会学等。

　　有关时间的社会学探索，近年来开始成为国内社会学界的研究热点。这一趋势的产生，是社会学拓展学科认知范畴、对象的有益尝试，也是进一步因应时代主题反思自身学科范式与认知局限的结果。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会时间既与物理意义上作为客观实存的量化时间不同，也与哲学意义上的主观意向时间殊异。时间作为一项制度性符号系统，通过如生产、税收、节庆等社会活动安排，链接起了从个体认知、集体行动乃至社会秩序维系与发展等诸维度，是沟通个体、社会及自然的重要文明化力量。作为时间系统的运作基础，日常生活中个体的时间认知就成为时间社会学研究的关键线索。

　　一、从迷思到反思：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定向

　　从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看，一方面，个体认知与行动方式在不断受自然与社会形塑的同时，也通过积极适应与改造而使三者于动态的复杂关系中相互关联，互为影响。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不单是作为理解自然的实在，也是集个体、自然、社会等诸要素于一体，呈现丰富表征形态的社会事实。从古代祭祀观测的日影变化，辩论场中计时的沙漏，再到钟表机械运动等，时间以不同形态呈现于日常生活中。而时间为何？也是我们把研究视角置入日常生活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基础的时间认知问题将成为具体开展有关时间的社会学研究出发点，更确切说这一发问本身即是研究的关键线索。

　　（一）日常生活中的时间迷思

　　奥古斯丁曾对时间发出“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间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2017：258）的迷思感慨。顺着他的观念，时间迷思的产生关乎个体时间认知的两种不同状态，一种是熟悉的认知状态，即与钟表、沙漏等物理形态加以关联，重在回答“什么是时间”；另一种则是陌生的认知状态，即将目光聚焦于时间本身，将时间作为探索的主语来回答“时间是什么”。在他看来，陌生感来自时间本身流逝性，未知的将来不断向瞬时的“现在”靠拢，而“现在”则不断转化为被遗忘的过去，如同流动的沙粒难以把捉。他认为个人的思维能力来处理时间流逝性的关键，如通过记忆、回忆及其感官印象来静置时间。质言之，个人通过主观能力将原本不断流逝的、陌生的时间本体加以印象化、物化，从而不断规避“时间是什么”的本体困惑而转换为熟悉可见的“什么是时间”的认知路径中。由此，个人对时间的物化表征越熟悉、习惯则越是丧失对作为不断流逝的时间本体认知，时间的认知迷思正是这两种不同认知状态转换中产生。不过在奥古斯丁那里，促成这一时间认知转换即时间认知迷思发生的个人主观能力却仅被归为心灵的内在意向，并没有予以社会性关照，时间的探索留有很大的反思空间。

　　社会学视野下，尤其于社会关系越发复杂的现代社会，以年月日、小时分秒等精准刻度为参照，人们将时间视为行动筹划的标准尺度，它更像是制度性符号系统，在诸如个人日程、政府税收、社会节庆等日常活动中发挥巨大的筹划作用。在标准时间系统的常态运作下，时间“被视作想当然的，它们无处不在，却又使我们不理解它们”（Babara，1994：9）。个人也“没有就时间所编制起来的丰富生活给予更多有意识思考”（Barbara，1994：2）的可能。进一步，这其中人们何以能将陌生时间流转换为抽象且熟悉的时间符号，并发挥规约个体行为的社会惯例功能，其背后社会机制将是社会学破解时间迷思的重要线索。因此，对时间迷思考察，离不开有关时间作为隐性知识与惯习发生的反思性社会学探索。一方面，时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其筹划功能，保障社会有序运作，个体因身处其中而感到异常熟悉。另一方面，当社会学发起“时间为何”的疑问时，即试图在认知并质疑作为个人惯习与社会惯例时间的合法性，继而生发出认知上的陌生感（Fraser，1987）。因此，时间社会学研究，尽管存有日常生活惯习与理性认知间的张力，却也将成为打破日常生活时间迷思，揭示当代社会生活运作机制乃至反思个体认知方式的契机。

　　（二）作为反思的时间社会学

　　社会学史上，对时间的讨论在古典社会学时期就已萌发。在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就将时间视为社会成员承认的，基于社会建构意义上的类目（Durkheim，1965：10），认为“社会生活的节律是时间被视为这一类目的基础”（Durkheim，1965：7）。因而，作为表征集体认同的类目，时间是集体行动的重要指南，发挥着协调社会运行的重要功能，这样，时间的社会性被挖掘出来。而他对作为社会事实的时间研究思路被莫斯、哈布瓦赫等学生继承发扬，其影响甚至远播大洋彼岸的美国。索罗金和默顿就将时间视作“质性的而非纯粹数量化的，它的质性特质来自特定群体中的信念与风俗，指向社会的节律、脉动与跳动”（Sorokin，1937）。于是，时间这一社会事实就与空间维度下的地方及其特定文明化历程相联系。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下，可以发现，基于社会事实视角下的时间研究路径，更倾向将时间视为独立于个体的外在集体象征，依据对特定地方、文化的社会集体活动规约需要，发挥着其协调、组织、定向等社会功能，时间即代表社会。此时，时间的社会学研究就超出了内在心理时间与外在物理时间的传统二元论范畴，开辟出了从社会结构、制度角度研究时间的“第三条道路”。不过这一研究路径忽视了个体、社会及自然三者在日常生活的时间运作中复杂的作用机制，并无助于完满解决此时占据分析主导的社会与个体、自然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如同三座没有任何联系的大山横亘在时间求索者面前。

　　随着时间社会学研究通道的打开，尤其自20世纪70、80年代后，以经验性、专题化的实证主义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研究主流，而问题也随之产生。一方面是时间研究文献日益增多，这意味着对时间问题探索的热情与关注度日益高涨，另一方面，众多相关文献中却常有所谓“忽视时间研究”的抱怨声（Luscher，1974；Zerubavel，1976）。从表面看，考虑到已有的丰富研究成果，“这是众多学者介入时间研究领域时的一种保护性声明（Protective Assertion），以使他们不用过多地纠结深陷于他人的文献中”（Nowotny，1992），进一步说，这一张力也意味着众多研究间并没有形成基于特定研究方法、理论、经验等多层次的对话，难以就某一现象、问题开展持续的深度探索，难以达成研究累积。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也可能是这一时期研究尚处发展阶段，未形成如库恩所谓常规科学的成熟研究范式，研究缺乏普遍共识，难以进行连续性、累积性的理论与经验对话。那么退一步讲，如在较成熟的实证主义范式研究框架内，时间社会学能否最终摆脱非积累、非连续碎片化情况，从而支撑起更加宽广、更有深度的研究格局呢？

　　马丁斯（Martins）针对实证主义传统下的这一连续性、累积性缺场（Default）的时间研究特质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他以社会发展的时间性类型为参照，分别提出主题时间主义（Thematic Temporalism）与实在时间主义（Substantial Temporalism）两种研究取向。所谓主题时间主义，“指向与社会生活及其历时性特质有关的时间层面（Temporal Aspect）。而对于实在时间主义，则指向生成（Becoming）、过程（Process）、历时性（Diachrony）等有关社会文化生活的本体基础”（Martins，1974）。前者更多将时间视作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性事实，通过对具不同客观表象、形态的时间事实聚焦而拓展出丰富研究议题，这里的时间更像是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发展附属品，时间单方面成为社会发展的后果。而后者不仅视时间为经验性社会事实，更视其为社会文明化的符号中介与社会发展的底色，在社会、个体、自然三者动态演进的有机关系中，时间本身也在发挥形塑社会结构与个体认知的巨大作用。①两种时间性定位可以分别视作社会发展下的因变量与自变量，其关键在于如何将时间作为自足、自在而反向作用社会发展一面加以探索。

　　进一步，与前述时间认知反思议题关联，可以发现，如将主题时间主义取向看作是时间社会学研究的第一阶段，重在回答“什么是时间”“时间怎么样”的非累积性主题类经验问题。这一研究取向下，社会生活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时间的纷繁而不深入探究其中的迷思奥秘。那么，实在时间主义则可视作第二阶段，在社会事实的时间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回答“时间是什么”“时间何以可能”的结构性、机制问题。②时间即生活，社会本身具备发展性、过程性的时间特质，③经验性事实背后蕴含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运作逻辑。从这一取向看，要真正理解时间就需将时间的经验考察与个体时间认知的反思加以关联，什么样的时间认知方式、机制也影响了个体具备何种时间经验，并延伸出相应时间经验议题，这就需结合社会发展视角来具体考察两者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一方面，这将为以往强调文化、观念意义上的时间研究（林聚任、王兰，2015）、或强调经验取向的时间研究（李英飞，2015；方旭东，2016）提供认识论维度下的反思路径，另一方面，也为基于时间性的认识论反思提供发展的社会实在基础（成伯清，2015；赵鼎新，2019）。社会发展视角下，社会就如同伸缩自如的放大镜，纷繁自然时间表象下个体认知与社会运作机制缓缓浮现。

　　综上所述，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兼具两种意涵，一方面是作为如制度性符号系统的社会事实时间，对应于研究的一阶，是处于较为显性熟悉的经验性一端，它仅仅是社会学研究中的被动反映事项，社会成为理解时间的唯一要素，个体与自然被相对忽略。另一方面，时间即社会生活，对应于研究的二阶，映射出被忽视的整个社会发展、运作机制，它包含着自然运动、社会发展、个体认知反思的丰富面向。质言之，要真正理解社会的时间，破除日常生活的时间迷思，需结合时间的社会发生演化进行反思性探索。

　　二、时间的社会发生机制：文明化进程下的型构展演

　　在制度性时间系统的长期运作下，社会生产生活得以有序开展（Thompson，1967；郑作或，2010），个人的社会想象与认知便被限定于特定社会发展阶段，进而有关个人时间经验也带有强烈的即成性特质，“落入一种无所不在的时间感中，成为我们自身人格的一部分。如此它变得理所当然，仿佛人们无法以别的方式来体验世界”（Elias，2014：220）。那么，要真正把握社会发展与时间认知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突破当下日常生活的时间认知局限，则需将目光投向更加开阔的社会历史进程，就时间认知的社会发生过程、机制加以探索，诺贝特·埃利亚斯型构社会学理论将为此提供基本路径。

　　（一）型构：作为社会文明化的动力机制

　　在埃利亚斯看来，时间“就是将两个或多个持续运动的事件过程位置或段落置入关系中……这种关系在一种可沟通的社会象征当中表达出来，亦即表达为时间这个概念，且这个概念可以借助可知觉的语音模式，将某社会当中可体验到、但无法有意义地知觉到的记忆图像，从这个人传导到另一个人”（Elias，2014：34）。简言之，时间以特定象征符号作为其标准尺度，通过对诸多事件流进行同步与比较，来确定不同事件间的发生次序，计量事件流发生长短，从而发挥筹划社会运作的功能。他认为这一功能的形成与发挥是社会文明化的结果，其核心动力来自他所提出的型构（Figuration）即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

　　所谓型构（Figuration）是指“一群互为指向与依赖的人群所形成的结构”（Elias，1978：261），就个人与社会关系而言，社会正由无数个体相互交往形成的型构组成，两者“不是两个割裂的存在，而是指同一个人不同的、但却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变化的，正在形成的和已经形成的东西，才能阐明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埃利亚斯，2013序：8）。因此，由个体间互动产生的动态社会关系结构是其本质。日常生活的互动情境中，他人是个体认知与行动的重要考量，个体具备一定能动性的同时受制于他者，而持续不断的社会互动造成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变化，这限定了个体行动的自由发挥。即社会型构愈复杂，就愈有可能因具不同行动方式、目标个体间的互动而产生大量非意图行动后果，个体能动性也愈受到制约，个体目的与行动便有可能发生分离，其所思所想与行动结果愈有可能不一致。在宏观层面，内含非意图行动后果的社会发展就易突破单纯线性逻辑，这为从反向刺激个体进行自我反思提供了可能。

　　因此，埃利亚斯型构社会学思想实际上为社会事实探索提供了过程性、关系性的视角，型构内诸要素间的动态作用是理解社会事实发生发展的重要线索。进一步说，作为日常生活中个体行动规约的社会事实——时间也会随社会关系结构之复杂性、关系链条长短变化而不断受到形塑，其中自然、社会、个体等三种因素间将形成动态制衡的关系结构，任意一方都是理解现代社会时间即成性的必要条件。

　　（二）从具象到抽象：文明化进程下时间表征及其经验嬗变

　　在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体主要以游牧、渔猎、农业生产等自然生产活动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自然中的灾难无时无刻不在威胁人类生存。如恶劣的自然天气会极大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在食物稀缺时诱发战争掠夺，破坏社会稳定。相应的，此时社会分工水平往往较低，个人的社会关系链较短，社会关系结构脆弱，缺乏来自社会关系内的系统性约束，社会发展更多依赖于外部自然环境。就个体行动上，主要受各种直接攸关生存的自然事件影响，更多依靠本能、直觉来应对突发的未知危险，表现为对具体情境下突发状况的应激，以非连续的（Discontinued）点状张力形态呈现。进一步，作为具筹划日常生活事件、规约个体行动的时间，同样受个体生理及自然因素影响，以特定具象可视的、规律的自然现象或事件，如太阳的东升西落、潮涨潮落作为尺度，将自然事件与社会生活筹划、个体行动规范相关联，自然成为支配社会组织运作的主要力量，也形塑了个体行动及其自我控制的水平与方式。

　　而当社会向现代文明阶段迈进，伴随社会型构演变，社会组织运作逻辑及个体行为亦发生变化。就宏观社会层面上，以12、13世纪以来农业生产力发展为线索，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剩余劳动产品增多，极大刺激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为不同地域文明交流提供契机，时间成为协调商品化社会运作的重要工具，诸如“交通时间、生产时间成为产品价格的决定因素，借款期限亦是利率的决定因素”（Tienoven，2018）。继而人类活动范围得以极大拓展，个人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也随之不断发展，个体行动开始摆脱自然束缚。质言之，社会组织运作重心开始从原先非连续、张力的人与自然关系向以文明交流为契机，愈发紧密有序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转向。此时，因应社会关系结构复杂化，社会交往链条愈长，原先点状、应激性的自然生理因素开始退场，个体行动及其自我控制（Self-Restraint）更多受社会关系内复杂规则约束，且这些规则更是“温和的、不可替代的、普遍的，很难将它们视作来自外在的约束，因为它们已经内在化（Internalized）并完全覆盖了生活环境”（Tabboni，2001）。现代社会规范索引下，作为筹划日常生活、规约个体行动的时间经验及其表征形态也随之改变。

　　此时，以某一自然事件或现象作为尺度的具象时间，已很难适应随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日常生活筹划需要。尤其在工业社会，随着长距离铁路运输线路开辟，不同区域间交流更加紧密，时间计时有了新变化，就计量方式上“于旧有的时间外，新的时间形态开始迭代，原先时间是不可预测的，如今则是可测量、有方向并可预测”（Goff，1970）。同时，跨区域的时间标准化开始产生，以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确立为标志，时间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即“赋予了不同的人在时间计量上相同的方式，如在标准的计时与定时框架下，使对基于过去、现在、未来维度下时间流逝的定向得以可能”（Zerubavel，1982）。时间的可计量性与标准化成为现代时间表征的重要特质，并进一步影响了以任务为主导向以时间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模式转移。更确切说，时间仿佛被各类生产计划、组织管理所限定，时间并不是自然流逝的，而是如货币般成为悬在工厂上的人工时间静物（Garfield，2016；Stalk，1988）。现代文明化进程下，时间表征及其经验的抽象化，既是时间从作为自然具象事件/运动下的应变量向蜕变为整个社会发展尺度的自变量的独立过程，同时也是个体不断通过习得愈发复杂的有关时间的社会规范，具体形塑其认知方式的过程。

　　（三）理性化作为时间认知的基本方式

　　在埃利亚斯看来，现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关键动力在于型构，个人与社会是这一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两面。首先，社会组织运作逐渐脱离充满不确定、张力的自然力量支配，随着“社会职能愈分愈细，行动组织愈益精确、愈益严格地加以通盘安排”（埃利亚斯，2013：446）。其次，对个体而言，彼此的社会行动也产生了高度的相互制约性，在自我控制上“单个人被迫愈益细致、愈益均衡、愈益稳定地调整其行为”（埃利亚斯，2013：446）。这即日常生活中个人自我控制形式从本能的应激向内在化、绵密、温和的自我监控形式转化。因此，型构实际上架起了社会发展与微观个体行动间的沟通桥梁，个体自我控制内在化是社会关系结构变迁影响个体心理及其认知方式的重要日常生活表现。

　　具体来说，当社会向着愈发复杂紧密、制衡的形态发展时，如西欧社会商业化发展背景下，工商业发展带来了更多税收，市民阶层更加庞大，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中央财政稳定，进而军事方面的暴力垄断国王机制产生，而原先的地方割据势力则逐渐依附于王权，蜕变为廷臣。于是，市民阶层、贵族、国王之间出现了基于利益与权力关系下的制衡状态。相较以往，个体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系约束，其自我控制方式也趋于平和化，即由对不确定外部的消极应激转向自我监控。此时，就个人“对于相互交集行为的敏感性也在改变。外在恐惧愈益减少，而内在恐惧，亦即人的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恐惧却在反比例增加”（埃利亚斯，2013：504），来自社会关系的竞争压力与个体恐惧心理相伴而生，展演出个体认知的心理学化与合理化独特气质，前者倾向于将个人诸多社会关系加以权衡，“把个人总是置于社会交织的网络之中，将其看成是与他人发生关系的人，看成是社会状况中的个别人”（埃利亚斯，2013：483）。后者则从发展角度理解自我行动，即“它是在这世代愈益突出的整体心灵改变的表现，也是从那时起社会职能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所培养、所要求的长远眼光的表现”（埃利亚斯，2013：485）。日常生活情境中，情感现代化与认知理性化互为证成，个体便在自我监控的恐惧体验中，逐渐培养出从发展性视角，对社会关系加以统筹关照的理性化认知倾向，这进一步影响个体在日常生活筹划中如何认知时间、应用时间方式。

　　现代社会生活中，时间除用抽象、精准数理表征外，在日常话语修辞中也带有鲜明的理性化认知特征，如“风在吹”“河在流”等，亦在将风、河这类代表动态的语词加以静态化、名词化处理。又如“确定时间”“测量时间”等即“把时间看成某种意义上存在的东西，即使不能够凭感官加以感知，却仍是人所能确定或计量的某种现成事物”（Elias，2014：74）。此时，时间是等待测量的存在，其表征背后的社会生成过程则受到理性语词遮蔽。而也正因“可知的任何事物是由语言里的感知元素呈现出来的，因此人们容易把它认为是人类知识自明属性”（埃利亚斯，2018：29）。宏观社会发展带来的理性化认知与时间符号的抽象静态表征就在日常生活的言语交流中互为证成强化。简言之，理性认知与时间名词化、静态化应用相互证成，遮蔽了个体时间经验、认知背后特定的社会发生与运作机制。当然，个体的认知与行动并非全然受到支配，依据型构的关系性与过程性特质，个体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自主空间。④

　　综上所述，社会文明化进程下，社会关系结构经历了从简单向复杂的动态变化，社会组织运作逻辑也逐渐脱离单纯的自然支配。相应的，时间作为文明化重要产物，在发挥规约个体行动，筹划日常生活的功能中，其符号表征也愈益摆脱具象的自然尺度而变得标准化、普遍化、抽象化。在全面且绵密时间符号系统中，时间对个体行为乃至社会关系的形塑效力“便构成一般被称作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的事物中的一部分，构成社会习性的一部分，而为任何人个体性的一项特征”（Elias，2014：188）。时间表征抽象化、认知理性化、时间应用名词化等诸层次互为证成，同构。在认知理性化的趋势下，重复大量的抽象时间符号应用直接促成了时间认知迷思的发生。

　　三、从时间符号到符号时间：两种时间认知机制辨析

　　现代时间的社会发生既是个体理性化认知方式不断发展，也是时间认知迷思发生过程。社会型构视角下，发展中的社会、客观表征的自然及具自我控制的个体三者构成了动态关系结构，彼此相互作用，任意一方都是理解时间社会发生及其认知的必要条件。因此，要回答奥古斯丁“时间是什么”的认知迷思发生机制，就不能直接以社会—个体视角下线性理性认知发生来理解，个体自身亦具备反思与认知的可能。这需进一步就时间功能运作中，个体所展现的主体性、经验性作用加以考察。⑤下面将以个体对事件进行综合的逻辑为线索，在归纳理性时间认知机制基础上，将个体经验引入时间认知机制的分析视域中，进一步探索时间认知迷思发生的底层逻辑。

　　（一）线性与循环：事件综合下的自然时间表征

　　日常生活中，时间的事件筹划功能发挥离不开对不同事件或同一事件流进行次序或长短的定向，如何理解事件的定向逻辑就成为理解时间功能运作及其认知机制基础。其中，它包含了运用时间的个体与作为被筹划对象的事件。事件本身内含一个过程性的发展变化结构，在每一个瞬间都有其独特的变化特质，正如埃利亚斯（Elias，2014：33）指出的，“在事件序列不间断的流里的位置和过程是相继的，所以不能一同并列而直接做比较”。因此，事件流定向功能运作的基本前提，是需要个体“能够营造出一个内心意象，使彼此相继的甲、乙、丙事件在其中一同存在，但又同时明确辨认成不是一同发生的；这种知觉需要生物具有特定的综合（Synthese）潜能，这潜能是透过经验而激发、构成的。这种禀赋的综合潜能是人的一项特性；它很能表征人定位方式的特点”（Elias，2014：66）。即个体拥有的对事件流的综合能力就成为时间功能运作得以可能的前提。质言之，个体如何对事件流进行综合，其背后的综合作用机制则成为把握时间功能运作逻辑及其认知机制的关键。⑥

　　在个体对事件流的综合上，以早期文明化阶段具象时间考察为出发，如何掌握自然事件的规律运动是个人发挥综合能力进而厘定事件流的关键，如太阳东升西落指引着日常生活各类活动，日常生活得以筹划安排。⑦就个体探索自然运动规律上，埃利亚斯（Elias，2014：33）认为“即使所有的个别变化都不重复地接续出现，但在该过程中，仍然重复着某些具有规律的变化模式。这个第二事件序列重复的过程模式，就能当作标准化的参考模式；既然它们并不是同样事物的重复，而只是重复了其时间长度，人们借其之助，就能间接比较其他事件过程的接续中无法直接比较的过程”。在这里，个人对自然运动规律的综合，即时间的功能运作基础便分为三大要素：“作联系的人们、两个或数个变化连续体，以及其中一个变化连续体，它在一定人群中具有基准连续体，即另一变化连续体的参考框架的功能”（Elias，2014：79）。其中变化连续体——自然事件流本身是处于不断变化的，本质上并不能加以重复性、规律性综合。而它所呈现的规律性则是人为地将某一看似具重复性表征的事件流作参照，以此来同步不同事件流位置的结果。个人对事件的综合就是通过对某一作参照的规律性事件的选定，就不同事件流间进行比较、同步的过程。

　　具体看，以自然事件流为参照标准判断另一事件流的“何时面向”，其基础在于无论是否是作为参照的诸事件流都具有动态变化的本质，但是当个人将具规律表征的自然事件作为参照，进而发挥时间的定向功能时，则是通过自然运动规律表征的捕捉与提炼来悬置事件流纯粹的变化一面，以此达成对自然无序事件的“以静制动”效果。这里一方面，自然事件的无序变化本质因被循环重复的表征所计量，进而分离出先后，产生出代表不同先后次序的时刻。另一方面，循环重复的表征模式在自然事件流的变化本质助推下，就有了不断往前重复累计的可能，产生出不断累进的时段，这就为其他事件给予时长上的测度效力。

　　总之，时间功能的运作，离不开个人对不同事件流加以定向的综合能力发挥，通过对自然事件流规律表征的抓取，让变动不居的事件流有了定向可能，这即是时刻。而连续变化的自然本身又为事件表征的周期循环提供了不断往前累计的动力，形塑了时段，这便是个人对自然事件流综合的基础机制。自然时间便以循环累计的时段与线性定序的时刻这一双重自然表征形态确立。

　　（二）事件流的内与外：反思的符号时间厘定

　　结合社会文明化发生视角，不同文明化阶段，社会关系结构对事件筹划的紧迫性、精准性、适用性等都有不同要求，这便影响了前述中个体对标准参照事件选取。尤其在现代社会，早期文明化阶段中具象的自然规律运动已不足以满足更加精准、抽象的事件综合与筹划需要。因此，个人对事件定向的综合能力并不单纯是先天能力，也深受文明化进程下型构影响，“在人能够造出时间序列的内心意象之前，透过的是历经许多世代的一系列经验……是以一种具有结构和方向且能解释方式变化”（Elias，2014：67）。进一步说，现代个体综合能力作为一种先天的潜能，随文明进程下个体认知方式发展而不断受到具体形塑。

　　不过在这里，按照埃利亚斯观点，就个体对自然事件流本身的综合而言，是属于针对事件流内诸变化间的客观次序型综合，即进行“就事论事”相对客观的综合。因此，就事件流的次序定向这一时间功能而言，无论是文明化阶段早期的具象还是现代时期抽象时间表征都留有这一客观的次序定向功能，即使两者发挥定向功能的精准度不同，但功能一致。简言之，就事件流内的次序定向这一综合维度上，无论处于文明化哪个阶段，个体似乎并没有太多跃出时间作为标准次序尺度的自由空间。

　　那么，如跳出针对事件流本身的客观综合范畴，则可对事件流的综合逻辑做进一步细分，即将事件综合划分为事件流序列内和序列外两种类型，不同综合逻辑也就对应了两种不同时间认知机制。第一种，如前所述，以事件序列内诸变化的次序定向为个人对事件的综合目标，延展出基本的线性与循环的自然时间表征及其静态的理性化认知机制。通过借助对标准自然事件选取，为其他事件流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性状况提供“接续之联系”可能，即“序列在这个情况下单纯显现成诸事件——即那些如同我们所说‘在时间推移中’发生的事件——连续的流只关系到序列的特定结构”（Elias，2014：114）。这类事件综合仅发生于事件流内，“并不涉及人的经验及其综合之能力”（Elias，2014：115）。在时间表征形态上，为满足事件流内次序定向的线性特质，时间就以相对线性可计量的时间符号呈现，如年月日为代表的时间计时系统。

　　此时，社会关系结构变迁下个体认知的理性化是这类事件综合逻辑演进的直接动因，尽管在事件综合程度与范围上有所差异，存在具象或抽象的时间符号表征，但在给予事件流次序定向功能上却是一致的，在认知理性化趋势下，每个个体通过社会化习得了愈发抽象且一般的事件综合能力，这也为具普遍定向功能的时间制度建立提供了可能。此时，时间更像是一种反映自然运动的符号。而当把事件综合范畴由事件流内的次序定向转向事件流外时，个体将发挥第二种即非线性的事件综合策略。

　　第二种事件综合逻辑，则以事件序列外的个体经验型综合为导向，时间功能的运作不再限于特定事件流内先后次序的客观综合逻辑。因为对个体来说，由于出离了特定事件流内的序列结构，就将不再受序列内相对固定的结构束缚。与第一维度比较，“前一类型的概念表现了事件过程本身的时间结构，而后一类型的概念则把能形成综合的人，即把事件过程及其时间结构看成在当前的人，纳入其中”（Elias，2014：115）。在时间功能运作上，此时个体综合能力将与主观经验融合，“现在”的个体经验性将成为事件综合关键。具体来说，一方面，“现在”经验可以不断沉淀为过去，亦可向前延伸出未来。这样，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就从事件流内固定的序列结构绽出，这三者“是什么，取决于当下的在世世代……在由世代传至世代的接力赛中经常处于运动状态，其含义也有所变动”（Elias，2014：116）。这样一来，事件综合的动力就来自于微观个体“现在”的经验流变，时间功能运作的逻辑是非线性的。⑧时间表征形态上，也由第一维度的自然表征时间符号向建构性符号时间转换，在褪去客观抽象表征后，时间不再仅是被反映的符号，而更是成为与个体“现在”的经验一体的观念及其认知。

　　于是，不同个体因自身生命历程而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过去、现在、未来。从根本上看，因不同生命历程，个体所具有的经验很可能会在连续性与一贯性上存有相当大差异，进而于事件流的客观序列结构外，个体对不同事件间加以综合的稳定性与范围亦有很大差异。如个体的经验连续性、一贯性较强，则其对不同事件间进行的“静置”“凝固”的意向效力则愈强，遵循传统的人就是此类，反之，则很难将诸事件纳入特定经验中，个体的意义、价值分化则愈甚。这一基于个体经验的事件综合逻辑，在为个人提供理解事件的特定视角同时，另一方面也制约着个体跳出特定经验把握社会事实发生发展宏大图景的可能。

　　可以说，社会变迁是影响个体一贯性、连续性经验性状及其主观意向作用程度、范围根本。如以具不同经验性世代作例，以中国近代化社会为背景，五四时期激进青年、抗战时期革命青年、“文革”时期造反青年和改革开放后世俗青年等不同青年类型划分，即反映出不同世代在文化观念、思想状况、行动方式等层面的经验性差异（周晓虹，2015a；2015b）。当然，这种基于经验性的事件综合离不开第一种事件综合逻辑的客观次序定向功能发挥，对不同世代而言，不同事件的先后发生次序是确定的，仅在特定事件的经验性上有差异。⑨在现代社会个体化趋势下，这种差异更为显著，以至于同个世代个体也存在巨大经验差异。

　　（三）“线性的”理性与“现在的”微分：两种时间认知机制搓揉

　　因此，两种事件综合逻辑分别对应两种时间功能运作，在个体不断运用时间进行客观或主观事件综合中，形成了一项相当微妙的当代社会时间认知机制。一方面，作为制度性符号系统的时间，其从具象到抽象的时间经验及其表征演变是以社会的文明化为动因，表现为现代社会对自然时间表征精准化、普及化的需求，以静态抽象化方式限定了个体时间认知。即以次序定向的事件综合逻辑形塑出了普遍“线性的”理性时间认知机制；另一方面，个体主观“现在”时间性经验则蕴含特定生命历程下主体意向性认知机制。“现在”经验是通过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互构出来，而不同于传统二元论意义上主观建构经验。在这一时间性经验意向作用下，过去、现在、未来围绕诸如不同世代殊异的“现在”经验得以不同细分，每个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就此，个体的时间认知被进一步固囿于“现在”时间性经验内，这就造成第一种时间形态及其功能运作背后宏大文明化发生图景被个体微观的“现在”经验流不断切割微分。

　　是故，在第一种时间运作中，个体时间认知便受抽象时间表征及其理性化认知限定，这是随文明化进程而不断深化作用的过程。同时，在第二种时间运作中，于日常生活“现在”经验范畴内，时间认知又受“现在”微分时间认知遮蔽。就“现在”微分认知机制发生而言，其存在本身是无须证明的。虽然其具体认知效力受社会形塑，而出现“凭经验做事”与“走一步看一步”两种极端，但并非以具象—抽象的线性方式演进，因为个体都有属于他们重要的成长经历，这也塑造了属于他们独特的“现在”“当下”局限。而这种局限性因不同时代及个体生命历程而留有不同的特质。

　　综上所述，无论个体如何发挥对事件流的综合能力，其时间认知分别受到“线性”理性与“现在”微分双重时间认识机制限定。而有趣的是，后者又通过特殊微分的主体经验将前者背后宏观历史发生图谱微分切割，进一步强化了线性理性时间认知机制的天然性。于是，两者虽彼此殊异却又互为证成。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在厘定两种不同事件综合逻辑基础上，似乎很难就第一种逻辑，即事件本身发挥客观定向的理性认知机制进行反思，因为理性认知越强，越容易通过日常生活名词化、静态化的时间符号/语词应用来强化片面的时间认知。个体经验是无法插足并改变事件流内客观次序结构本身的，大体只能通过遵守标准时间规范，在学习既定时间计量规则基础上，才有可能依经验来策略性选择不同计划安排。那么要发掘反思时间认知可能空间，就需从更具可塑性，对理性认知起强化作用的“现在”微分时间认知机制出发，就其微分经验性认知特质展开有关个体社会想象关系的反思性探讨。

　　四、时间与当代社会想象

　　现代文明化进程下，随着社会关系链条变长，社会关系结构愈发复杂，日常生活中个体自我控制开始由外部的行动强制向内在心理、情感乃至认知等深层次转换。作为日常生活规约的时间，也经历了从具象向抽象的符号表征演变，时间成为日常生活惯例。进一步，尤其于现代社会的时间运作中，“现在的”微分经验及其无特定表征形态的时间性认知使个体难以觉察其背后的社会发生机制，个体的社会想象被“现在”的时间经验所形塑，这即认识论意义上基于“现在”的时间性认知局限。

　　（一）“现在的”社会想象：时间性的智识同构与反思

　　时间不仅是作为反映自然的社会符号，同样也是形塑个体社会想象与认知的中介。不同文明化阶段，个体基于其“现在”的经验感产生了特定时间性的认知方式，相应的，个人对社会事件进行的联系、定向等认知综合就附有特殊的时代烙印。埃利亚斯曾用攀登巨塔的故事说明，当一群人在努力攀爬一座巨塔，历经许多世代努力后到达了100层，却因楼梯崩塌导致不能往返，于是当下世代便只能栖居于第一百层。但问题随之而来，“他们本身以第一百层视角来看待世界，却没去理解人们何以到达这里，甚至把从自己楼层的角度形成的观念，看成一般人的观念”（Elias，2014：187）。个体生命历程的有限性限定了他看待世界的视角，如将这里的巨塔看作社会，那么个体对社会的认知，同样受“现在”的经验局限而以特定视角与方式看待社会。而这也是当年米尔斯提出社会学想象力动力之一。

　　所谓社会学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是米尔斯于20世纪中叶通过对美国大众社会实证研究后，针对社会学学科反思提出的概念。它指“一种心灵品质（The Quality of Mind），即抓住人与社会、经历（Biography）与历史、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Mills，2000：4）。它不仅指向当时社会学学科内部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等研究偏狭，也对准了美国大众，指出个人普遍缺乏一种将个人的困扰、社会发展及个人经历相联系的心灵品质与意识，仅仅关注个人自身的利益与困扰，看不到社会发展与个人之间的有机关系。质言之，社会学想象力即是将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事件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心智能力。社会学想象力的发散即是个体将事物、事件相联系的过程，这与个体“现在的”时间性认知相关联，“当我在此何以指明进行综合的能力时，便要特别指出人的某种能力，即在他们的表象中，把实际上此时此地不在当前的事情显现成在当前，并把它与此时此地实际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Elias，2014：113-114）。

　　通过与前面两种事件综合逻辑比较，个体社会学想象力更多基于“现在”的时间经验发挥，即受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个体现实经历具体形塑，而非就事件流序列内的线性综合，进而两种时间运作逻辑的相互证成机制在个体认知想象社会时同样有效，这为深入理解社会学想象力增加了时间性的反思维度。因应“现在”的经验，个人发展出具体联系个体、社会、历史的综合能力——即社会学想象力，“现在”的时间性经验形塑了个体认知方式及其社会想象，立足于特定认知视角、立场、价值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社会学想象力。因此，当米尔斯针对帕森斯等人的研究提出社会学想象力时，其背后便是从其特定价值立场发起的，基于“现在”的时间性经验下的社会批判尝试，两者在看待社会、历史、个体生命历程的关系上虽有所出入，但并不能全盘否定后者没有社会学想象力，只是后者的社会认知与想象有很大局限而不被米尔斯接受。

　　针对“现在”的时间性所延展出的自我与社会关系问题，米德也曾通过其“现在哲学”思想来回应。他认为所有个体都生活于现在，无论个人对过去的回想还是对未来的展望，都是发生于“现在的”，“现实就存在于一个现在中”（Mead，1932：1）。因此，过去与未来都受到来自现在的限定，个人只能以立足于现在这一时间维度基础上发挥对社会的认知与想象。因此，“现在”相当于一个认知媒介，过去与未来通过“现在”的流逝通道分化出“现在中的过去”（Past in Now）与“现在中的未来”（Future in Now）两种存在形式，三种时间维度都以“现在”为中轴合二为一，“现在”成为“接受性现在”（Recipient Present），即与“存在主义时间观的神而化之的统一性接近，暗指一个特殊的、表象其他时间模式的现在，其中没有进行任何其他的重构，现在只是一个接收方，接受了过去与将来”（贝尔特，2009：77）。这与日常生活世界中因意识流的绵延作用，而使原本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的时间未能通过有意识地悬置、静置得以分化相关，过去与未来是现在的宰制对象，都带有“现在”的时间性色彩。

　　尽管如此，个体却仍有能力超越“现在的”时间性认知局限。“因为过去与将来可以表象于现在，过去由记忆和‘客我’来得到象征性的体现，而将来可以通过对姿态所做的反应的预料与预期来体现。反思性智力既包括记忆，也包括预见性”（贝尔特，2009：77）。借助埃利亚斯型构社会学分析，例如在个人“现在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是通过不断运用过去经验与对未来筹划来解决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但在愈发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变迁背景下，个体间“现在”的经验往往是愈发趋于异质的，个体往往因此在利用过去经验，实施未来行动筹划上出现很大差异，继而在社会交往与协作中产生难以被理性预测把握的不确定状况，这就为新事物、新经验的突现（Emergency）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当个体“现在”的时间性经验愈趋于异质化，其经验的一贯性连贯性愈低，那么在复杂社会关系内，过去与未来两种时间维度愈有可能摆脱“现在”的束缚，即“当过去被纳入一个新的现在中时，它们必须得到改造，这样它们就属于这个新的现在”（Mead，1932：22）。因应“现在”的新事物突现，过去与未来也随之得到了重估乃至重构，过去与未来也成为“对于现在的过去”（Past for Now）与“对于现在的未来”（Future for Now）。

　　通过米德现在哲学与埃利亚斯型构社会学思想综合运用，可以看到，虽然个体的社会认知与想象受制于“现在的”时间性影响而带有一定局限，但也存在一个反转逻辑，一方面，虽然个体“现在经验感”限制了个体的认知、想象与行动；另一方面，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演进中，个体间彼此殊异、错位的认知与想象却也有了相互印证与交互的可能，进而在内含微观到宏观的文明化进程的变化连续体中，随着微观社会互动中各种意外逐渐累积，便有可能于宏观社会发展层面，出现个体难以预料的非意图后果，刺激个体不得不面对并反思新的现在。质言之，动态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打碎了个体“现在”的经验一贯性，过去与未来被不断重塑，让“现在中的过去”有了更多重构可能，这也一并拒斥了过去决定论与未来目的论论调。总之，这一反转逻辑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紧密的社会关系结构，只有在联系紧密又快速分化疏离的社会关系结构中，非预料结果才能从“现在”的经验的不断交汇中进生，认知的时间性才能得以重构。

　　（二）“现在的”速度与激情：当代社会的时间修辞

　　文明化进程下，个体的社会想象与认知，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至于不同世代乃至相同世代的个体都具有不同的社会学想象力。而从本体的实在时间主义角度看，时间即生活，速度与激情构成一对理解整个社会发展的时代大写。

　　社会学在古典时期就开始围绕社会加速发展产生的诸多现代性议题进行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提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通过将劳动时间视作考察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特定历史中介，深入把握加速社会的结构性与时间性特质。韦伯以时间就是金钱等资本主义精神箴言来理解现代社会重理性、效率的工具性逻辑。涂尔干则用社会失范来考察现代社会加速发展下个体道德、行为失序状况（罗萨，2005；郑作彧，2008）。社会加速成为理解现代性后果的关键线索。按照罗萨（Rosa）观点，加速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最为显著的特点，它的发生主要有两大动力机制，首先是竞争机制，承继自资本主义经济中对节约时间、提高生产效率的竞争逻辑，在当代社会，“竞争原则显然不只存在于（以成长为导向的）经济领域而已。这种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的所有领域的分配”（罗萨，2018：31）。竞争范畴已由单纯物质生产与积累的经济层面向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层面拓展，效率、效益的理性触角早已延伸至社会每个角落，推动社会整体加速发展。其次是文化机制，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的社会，这意味着社会运作的重点在当下，“不论人们是否拥有宗教信仰，他们的抱负、欲求、渴望，一般都指向此世的贡献、选择、财富……生活的富裕、满足和质量，都由一生的历程当中所拥有的体验的总和与深度来测量”（罗萨，2018：35）。即当下快乐体验成为个人现实期望。于是，在竞争逻辑的延展与世俗化理念的兴奋追逐下，从日常生活节奏、科技创新到社会变迁等诸维度构成了当代社会加速铁三角，推动社会向总体加速状态迈进。

　　从时间社会学角度看，加速社会的来临也将直接影响身处其中的个人。宏观社会加速背景下，“现在”这一时间维度愈发受到挤压，丧失了原先“现在”经验的连贯性、一贯性特质，逐渐向瞬时、偶然、过渡状态蜕变，进而“现在的经验”对个人经验的参照性功能趋于弱化。例如农业社会中，子承父业的家庭结构可以历经数个世纪而不变，但现代家庭结构则在一个世代内发生变化。结合时间功能运作的第二种逻辑，即以个人“现在”经验来划分过去、现在、未来三项时间维度越发困难。质言之，当前个体相对稳定的“现在”时间性经验被急速流变、窄化微分的“现在”时间性经验所替代，原先相对稳定的“现在”时间性经验逐渐失去了社会根基。与此前因不同世代而具不同社会认知与想象的形势更进一步，此时即使是同一世代，也会因“现在”经验骤变而有相当大的行动观念差异，这也将极大影响个人社会认同与情感体验。

　　尤其在社会关系结构愈发复杂的当代社会，“社会关系的远近与情感上的亲密与否，跟空间距离已经毫无关系……我们与太多人相遇、分离，所建立起来的沟通网络太过庞大，以至于我们对当中的所有人或至少大部分人，不太可能真正建立起情感关系”（罗萨，2018：58-59）。在我们需要与他人愈发频繁地交流下，自我认同也“越来越被弹性的、‘情境式的自我认同替代了’”（罗萨，2018：60）。这即是大卫·里斯曼所谓现代个人行动标准由内在导向（Inner-directed）向他者导向（Other-directed）转变的表现，前者是“从个体自身出发，依据传统价值为导向的行为”（徐律，2017），后者则是“驱使个体转向更加注视周围群体的判断（Jury of Their Peers）”（Mestrovic，1997：44）。简言之，个人自我认同及情感关系将从特定时空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抽离出来，不再以传统价值、信仰等为行动参照，而更多依赖与他人的具体交往情境随机应变。此时，日常生活中情感便以相对自由，且虚无的“激情”形式成为加速社会中个人日常生活的体验常态（成伯清，2017）。

　　当奥古斯丁提出“时间是什么”这一时间认知迷思时，即试图从时间认知反思视角来理解时间。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既陌生又熟悉，就如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如梨、苹果、香蕉都是水果，但却对水果是什么相当陌生，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如钟表、沙漏等都可作为测量时间尺度，即熟悉“什么是时间”而却不知道“时间是什么”。大量日常生活应用下，时间早已成为个人习惯一部分，这也造成理解时间的社会发生及其认知机制局限。虽然时间的社会学探索早已萌发，但在传统实证主义研究路径下，时间更多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附属品，如同“在陈列着不变的社会现象的理论蜡像馆内又添置了几个特殊的蜡像”（埃利亚斯，2013序：10）。时间社会学研究并未触及基于社会、个人、自然三者关系下有关时间认知的反思性议题。

　　从根本上，时间认知的演进与社会发展高度同构，那么认知日常生活的时间认知迷思就需借助发生学视角探索时间是如何于现代文明化进程中生成、发展，并具体形塑相应认知机制的。首先，现代文明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关系结构愈发复杂，个体时间经验及其形态愈益抽象化，发展出个体理性化时间认知机制，这为日常生活中时间发挥事件流序列内的客观次序定向功能提供基础。此时，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时间表征形态都承担着次序定向功能，线性的理性时间认知机制成为时间认知迷思发生的第一维度。其次，以个人“现在”时间性经验为参照，在自然表征的时间符号基础上，时间便具有了自足性与建构性，于事件流序列外，时间不再仅是被反映的抽象符号，发挥着识别个体、群体独特经验的作用。此时，不同个体因不同“现在”经验而发展出殊异社会认知与想象，进而与理性时间认知机制对应的长时段社会演变图谱被“现在”经验不断切割微分。在“线性的”理性认知机制与“现在的”微分认知机制双重作用下，时间认知迷思得以证成。加速社会中，相对稳定的“现在”时间性经验开始瓦解，过去与未来两种时间维度开始脱离“现在”经验性束缚而不断得以重构。不过，这也为试图借助对当下各类“突现”事物反思，进而重新寻获并拼接起被加速社会碾碎的时间发生的文明化图谱尝试增加了难度。而这不仅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对学科发展的挑战，也是在通过推动社会学不断反思学科价值立场，深入思考诸如结构与能动、个人与社会、结构与事件性等基础社会学命题，为拓展学科想象提供契机。

　　感谢西安交通大学姜利标、浙江行政学院董敬畏等师友及匿审专家的批评与意见。文责自负。

　　①普殊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有关劳动及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的批判很好诠释了实在时间主义，在此做简要比较阐释。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在于将劳动视作超历史的经济-阶级分析概念，进而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统治形式限定于阶级关系，并没有具体结合社会历史发展将劳动视为延展社会关系及其统治效力的中介，即忽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劳动价值均等化、抽象化作用，从而乐观认为生产方式革新、水平进步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无视其中复杂的社会规训、支配机制。换句话说，作为抽象、均等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理解资本主义通过劳动来延展社会规训、支配的统治效力的重要中介，此时时间已从事物发展的附属品（作为自然运动计时工具）、应变量向与具体事件分离而主动介入社会事务管控的自变量实在蜕变，如何以发展视角透过时间这一中介把握社会运作逻辑是经典批判理论发展关键（Thompson，1967；普殊同，2019）。

　　②这即接续了事实研究与认知反思性研究的统一，社会发展之时间性及其认知的同构特质，让从发生学视角下串联起作为事实的主题时间研究与认识论意义上的反思成为可能（郑作或，2018；成伯清，2015；赵鼎新，2019）。

　　③这一路径即不再试图将社会与时间相互剥离，将时间理解为静态的社会结构中的产物，而是将社会与时间本身内涵的过程性、偶然性、瞬时性等特质关联。这在拒斥了传统思想中时间作为心理意向与物理尺度的二元思想基础上，更进一步反思了涂尔干为代表的有关时间作为社会事实的社会学主义观念，任何单向度的自然、社会、个体的时间解读都将是不妥当的。结合现实经验，时间则会被社会发展所延伸出来的各类阶段性特质所限定，如作为符号时间的抽象度与社会发展程度有关，进而时间社会学就有了基于社会发展之“当下”的反思空间。这一思路和米德关于“现在的哲学”观念相似，具体将后面详细阐述。

　　④在时间的建构中，个体、自然、社会三者都参与其中，尤其就个体时间而言，往往受到作为自然的客观物理时间取向与社会时间取向影响而受到遮蔽。但从型构内涵上看，个体理性筹划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对应关系，理性化认知机制并不能完全附加于个体之上。在日常生活的时间应用中，个体行动极具灵活性、策略性，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往往是个体时间建构、加工的必要“材料”，个体时间形式丰富多彩。因为不同文明化阶段，个体所具备的理性化认知机制会具体受个体间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复杂性及社会关系链条长短影响，即通过社会交往形成的个体经验将进一步形塑理性化时间认知机制。就个体经验与时间认知的关系将下后面第三部分继续阐释，在此按住不表（Calkins，1970；Weigert，1981）。

　　⑤在加入个体经验性的考察后，这里所谓时间功能运作，除了字面上对应日常生活中以具象或抽象时间表征的功能运作外，则还包括基于个体经验性的时间功能运作。前者是日常生活表征的，以客观线性的符号形态运作，后者则以主观的，观念的形态发挥意向性功能运作，具体将在后面进一步阐释。正文中将都包含有这两层内涵。

　　⑥埃利亚斯在论及个体的这一联系事件的综合能力时，并没有就这一综合能力发挥进行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具体甄别。如在个体与自然间，就标准自然事件的选取而做的事件流内先后次序的定向，这一综合相对较为固定。综合能力提升即表现为从具象到抽象的时间符号形态变革，符应宏观文明化进程的趋势。但在个体间，综合能力的发挥则是在自然表征的时间符号基础上，脱离出单纯事件流内先后次序的范畴，此时综合能力更多涉及不同个体的主观经验差异，即“过去、现在、未来”的相对性时间范畴。埃利亚斯更多强调于后者。这里为了论述的逻辑自洽性，文中提及的综合能力将带有双重意涵。

　　⑦在这里，将具象时间内含的自然规律运动作为考察事件综合逻辑的出发点，除了分析需要外，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具象时间或抽象时间，在发挥对事件客观定向的综合逻辑上是一致的，只是后者相比前者更加精准、抽象。根本上说，两者的差异更多是文明化进程下社会关系结构带来的对事件次序定向紧迫性、精准性越发强烈的压力。正文将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⑧依据埃利亚斯对事件流序列外的个体综合逻辑诠释，“现在”经验是认知事物变化的中轴，所有的过去与未来都依据不断流变的“现在”经验而得以划分，但这带来一个问题，时间本质上是基于当下时刻而不断流逝的，如何将这一不断流逝的“现在”进行某种“处置”而使其凝固成段，以便作为个体关照过去与未来参照呢？这其实和奥古斯丁针对时间流逝下的时间认知迷思探索一样在处理基于个体经验的时间认知机制问题。但埃利亚斯是从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个体经验性维度来阐释。因此，个体经验极具社会性，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稳定。不过他并没有具体就这一经验对瞬时当下作用详细说明，现象学社会学中有关意义的证成可做更多说明。首先，个体区别于他者的特定经验及其意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个体所在的日常生活世界存在两种维度，一种类似于伯格森绵延的意识流维度，“一种连续的、黏合的和瞬间形成或消逝的流，这里的时间既没有相互排斥，也没有相互分割，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质的变化”（渠敬东，2017：118）。另一种则内含不同思维风格、范式的各类次级世界，充满对意识流进行不同视角的意向关照，这在分工的现代社会尤为明显，此时个体因遭遇不同的社会实在而常处于经验“惊颤”（本雅明，2005：9），当思想与生活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时，便为个体觉知自身的个体性特质，并于特定的经验意向下出离绵延的意识流提供可能。每个个体都可能因具不同经验而采取不同的意识流切分策略。如此，基于特定经验的意向作用如同一束光，每个人因不同的经验而将意识之光照射到意识流中，截取了属于各自不同的意义，形塑出不同的记忆和回忆（渠敬东，2017：120-121）。当然基于特定经验的意向作用只具备相对稳定的状态，如“凭经验做事”与“走一步看一步”便是两种极端，它会随社会变迁下个体经验的异质性状况而有不同意义生成强度，而在加速社会中，个体经验本身就是极不稳定的，那么相应其意义生发的意向作用则相对更窄，“现在”经验会不断趋向瞬时。总之，在跳出事件序列本身的客观综合范畴后，不同个体经验将起着对相同事件给予不同意义的意向作用，这一作用具体表现将在正文继续说明。

　　⑨这是就现实事件发生的客观定向而言，不完全包括以文化或制度意义下的时间节点或时段划分。在涉及有关时间政治语境下事件定向机制考察中，客观综合定向逻辑会与特定政治语境相结合，即在标准客观的时间表征框架中，不同时间节点下的事件会被不同程度错置、并列乃至交叠同步。在或具象或抽象的线性与循环时间表征基础上，时间符号会被纳入特定“政治语法”系统，以优劣主次方式加以认定，从而产生个人对事件意向的判定分殊。因此，时间政治虽不改变自然表征的时间符号及事件自然序列，但实际上也改变了事件的经验内涵，形塑了各类此语境下的时间功能运作，如历法的变更问题。权力实际上窄化了长时段时间发生的文明化图景，是支撑个体“现在”的时间性经验变迁背后的重要因素（Elias，2014：25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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