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行动的时空结构问题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吉登斯在其社会结构化理论中提出了关于社会行动的时空模型。研究在行动的结构中时间与知识的连接,必须对吉登斯的行动时间性模型进行改造,而改造其实质是知识化的结果。对吉登斯空间模型的知识社会学改造可通过三个学术追问来完成。
关键词:吉登斯;社会行动;时空;知识社会学;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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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动的时空结构问题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吉登斯在其社会结构化理论中提出了关于社会行动的时空模型。研究在行动的结构中时间与知识的连接,必须对吉登斯的行动时间性模型进行改造,而改造其实质是知识化的结果。对吉登斯空间模型的知识社会学改造可通过三个学术追问来完成。
关键词:吉登斯 社会行动 时空 知识社会学 改造
行动的时空结构问题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为此,吉登斯在其社会结构化理论中提出了关于社会行动的时空模型,但这个时空模型在解释和说明社会行动特性属性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问题:第一,行动的时空结构同行动者以及共同体的知识结构是否有关联?如果有关联,那么这种关联表现在什么方面,为什么会有这种关联?第二,行动的时序性与知识的承继性在宏观上是否是同一个过程,行动的空间性同知识的地方性是否是行动所表现的特有属性?这两个问题实质上牵涉了行动论和知识论的关键内容。
一、行动时空分析的知识化要求
吉登斯认为,时空问题是其结构化理论的关键问题,比如要理解制度的结构化问题就必须分析时空关系问题。吉登斯这样说:“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地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社会系统存在着结构性特征(structural properties)”。①在吉登斯看来,时空问题不仅是理解制度结构化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社会理论中的核心论题。当然,尽管吉登斯在对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论述中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现象,但从根本上说,吉登斯还在遵从帕森斯对社会理论的传统说法,即把社会秩序问题看作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②而且吉登斯很巧妙地把行动的秩序问题转化为行动的时空结构问题。吉登斯指出:“但在我看来,社会理论中的根本问题,即秩序问题,就是要解释清楚,人们如何可以借助社会关系跨越对它的‘伸延’,超越个体‘在场’的局限性。”③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理论家都把时空问题看作是行动的根本属性和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吉登斯评价说:绝大多数的社会学家都不把时空关联看作是社会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根基,而是将它们视为塑造出社会活动“边界”的东西,可以放心大胆地留给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之类的“专家”去研究。④所以,吉登斯指出,尽管已经有了许多的时间和空间的哲学著作,但是不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有关这些问题的结论,并认为,时间和空间对于社会科学是极为基本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他也就此着力开拓行动的时空结构研究。
二、圣·奥古斯汀问题:行动时间性向度
“时间,或者说是经验在时空中的构成,同时也是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项单调无奇的明显特征。我们能灵活自如地适应跨越时空的行为连续性,都无法在形而上学的层次上言明这一点,从某个方面来讲,时空就成了这两种处境之间的一个‘反差’,这正是时间之所以令人困惑不解的根本所在,也就是‘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的问题’。”⑤吉登斯倾向于把时间看作是事件从过去到现在的某种流动。
吉登斯把行动的时间划分为可逆时间(reversible time)和不可逆时间两种类型。这两种时间类型的划分很巧妙地把时间问题同知识问题连接起来。笔者就时间与知识是怎样连接的,进行简要的讨论。

从吉登斯的这个模型中可以看出,就个体而言,其存活的时间或者说行动的时间是不可逆的,是一种向死而生(being towards death)。因为时间作为行动的时间实质是身体的时间。⑥人们的生活或者说人们的日常行动伴随着有机体的逝去也会在不可逆的时间中消逝而去,这就是行动时间性的第一个向度。
行动时间性的第二个向度是日常体验的绵延。吉登斯认为,对于由严格时间规则支配的文化,日常生活就是事件和活动的重复。他指出,无论时间本身(不管这种东西到底应该是什么)是否可逆,日常生活的事件和例行活动在时间的流动中都不是单向的。日常生活或者日常行动具有明显的重复性,它以不断逝去但又不断持续流转回来的季节时日的交错结合为基础而形成惯例,所以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动具有某种持续性,具有某种流,但是它不具有方向性,日常所体现的时间只有在重复中才得以构成。⑦
日常行动时间性的第三个向度是制度的长期存在,一种超个体存在的长时段绵延(longue duree),就是长时段社会制度的延续。吉登斯对这种时间性向度非常重视,认为在日常生活连续性中组织起来的实践活动,是结构二重性的主要实质形式。可逆的制度时间既是它的条件,又是它的结果。所有的社会系统,无论其多么宏大,都体现着日常社会生活的惯例,扮演着人的身体的物质性与感觉性的中介,而这些惯例又反过来体现着社会系统。⑧对行动时间性三个向度的基本关系,吉登斯指出,人类社会生活时间性的三种构成形式是不可以分割开来进行个别分析的。日常生活也许离制度化的时间段很远,但制度只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逐渐产生和再现。在另一方面,日常行动只在涉及活动的制度化模式时才具有连续性。人类有机体的存在是时间性另外两个方面存在的条件。但是,这另外两个方面不由寿命的时间来产生,而寿命时间却产生于这两个方面。⑨正是由于制度与日常生活在时空上的关联才突显了知识与时空的关联。
研究在行动的结构中时间与知识的连接,必须对吉登斯的行动时间性模型进行改造。笔者的改造如下:在行动时间性的第一个向度中,时间是可逆的,正是由于这种可逆性才使得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动得以绵延,行动的绵延意味着行动中利用的和在行动中新生的行动者体验性知识走出自身,这种脱身机制也就使具有个体生命特征的行动变得超个体化,也就是说可逆时间产生了匿名化的行动者。匿名行动者脱离具体肉身,从而使行动的经验性知识伴随了这个脱身过程,进入到行动者所处的生活世界中,变成了一种共同知识。所以这种知识不仅保留在产生它的行动者的肉身之中,同时它还走出自身成为共同知识,并且往往经过生活世界其他行动者的改造,再嵌入到具体的行动者中去。在行动时间性的第三个向度中,共同知识的加入使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性行动制度化,这种制度化的过程是实质上的知识化的结果。吉登斯更是明确指出,正是在行动的制度层面上超越了个体,正是由于个体连绵不断的以遵循日常生活例行化为表征的知识行动才构成了社会。社会何以可能,就是源于这种机制。吉登斯说:“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在整体上都超出了个体生命之合,正是这些个体时时刻刻的活动构成了这些社会。人们可以在不考虑个体寿命的情况下,辨别保持和改变哪种更适合于社会。”⑩当以行动知识和知识行动为新的研究旨向的社会理论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时候,当这种理论关注以普遍意识为内容存在的共同知识和以例行化为特征的长时段的制度历史的时候,这种理论不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而且承诺了更重要的理论使命,担负了更加强大的理论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