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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我们如何讲述过去?
2014年06月04日 15:54 来源:《读书》2014年第2期 作者:陈家琪 字号

内容摘要:谁都有自己的“过去”,在日常生活中也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或他人的“过去”;按照现象学的说法,对时间、历史的意识就与对“过去”的记忆密不可分。

关键词:过去;现在;现象学;阶级的利益

作者简介:

  谁都有自己的“过去”,在日常生活中也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或他人的“过去”;按照现象学的说法,对时间、历史的意识就与对“过去”的记忆密不可分。

  当这种讲述成为“讲授”,有了确定的内容与方式, 而且要通过考试等方式来强化为人们比较固定的记忆时,就有了各门学科的“史”,以及可以被统称为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作为常识,我们都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即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消除或改说过去的历史,并力图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普遍利益的体现”。这两位思想家在这本书中用一个括号里的话告诉我们:“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没有普遍的利益,只有阶级的利益。

  当然,“阶级的利益”也可能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于是,真实的利益其实就只是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地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于是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就会对各种形式的特殊利益进行干涉和约束。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无产阶级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使自己的“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能够以“国家姿态”出现,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他们说,在“初期”,这是不得不做的,而且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民主制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38—39 页)。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任何以国家姿态出现的“普遍利益”其实也不过只是各个个人所追求的特殊利益,当差不多几乎所有肯动一点脑子的人都终于明白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关于“历史”的这一节,所讲述的也就是我们直到“今天”才终于明白过来的道理,当我们把“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普遍利益”这些概念再引申为“个人的特殊利益”和“以国家姿态出现的特殊的独特利益”,引申为在价值观念上只可能相互冲突的价值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时,我们应当如何讲述历史?还能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夺取政权的目的(至少在初期)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特殊利益以“国家的姿态”出现,从而可以正当地、堂而皇之地把它说成是普遍利益吗?

  如果说得胜的阶级尚且可以“以国家姿态”把自己特殊的独特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的话,那么众多的个人呢?——当然,我这里指的是那些因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受到国家在普遍利益旗号下的各种形式的干涉与约束的个人。

  他们当如何讲述自己的历史,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这是一个很大的、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但似乎又距离我们很遥远,或者说,早已不是一个我们有多么关心的问题。关心的有两拨人,一拨人是那些想为国家之所以依旧能代表着普遍利益寻求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统一性的人;另一拨人则全然不予理睬这套说法,用更彻底的历史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来对抗国家这一“虚幻的共同体”。在他们看来,历史无非就是这么一个看谁最后能以“国家的名义”来代表自己“特殊的独特利益”的争斗过程,于是回忆、记忆、讲述、历史的记载就多多少少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虚假与掩饰,因为它只不过是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的相互争斗。对得胜者不要阿谀奉承,对失败者也不必顾影自怜,对于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应该都是起码的常识。

  我们只是一些专门从事理论思维的人,目的只是“解释世界”;当然也想“改变世界”,但知道改变不了,于是也就安于自己的解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原话是“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死后,一八八八年,恩格斯发表这篇短文时,加上了“但是”,于是这段话就变成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在翻译这段话时,把“但是”译成了“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点,在我们的注释中已经有了说明,说明恩格斯“在发表它的时候做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16 页注释8)。无论是加上了“但是”还是把“但是”译为“而”,这里的意思其实已经全变了,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并重,变为了突出或强调“改变世界”。“解释”(说)是为“改变”(做),“说”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做”。其实所谓现代性对人们观念上的一个根本性改变就是只重“做”,只看效果、实用、功利和得失。对这一点做出专门指正的是加拿大的哲学家弗莱切(M Fritsch),大家可参看他的《记忆的承诺:马克思、本雅明、德里达的历史与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九年版)一书的“导论”。我们之所以提及这段往事,仅仅出于理论上的便利;就是说,也许在马克思看来,“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同样重要,难的只是“改变世界”。这样理解,就给了那些只想“解释世界”的人更大的理论空间。当然,理论总是要为需要服务的,就如我们之所以要讲述“过去”,实际上关涉到如何设想“未来”。

  我们关心的其实就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人生意义,是由我们的“过去”赋予的;我们关心它,倒并不在想讲出自己心目中或眼中的“真实”,而在关心“过去”对我们的“未来”而言到底有何意义,所谓的“今天”,不过就是不断向我们走来的“未来”而已。没有了“过去”,当然也就没有了“今天”。过去之有意义,是因为我们还活在今天。我一直在想,无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都会始终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包装我们的今天,我们到底想给世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就如同出门穿衣一样,要出门,就要穿衣,穿什么衣,总要看自己的“过去”有什么衣,然后才谈得上挑选、搭配。历史或者过去对我们的意义,就如同如何用过去的“衣着”包装我们此刻的“出门”一样,没有我们的“过去”,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也许在许多人看来,“过去”中可挑选出来的漂亮衣着实在不多,我们与其只拣好的穿,还不如把那些破烂东西也抖搂出来,让世人知道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甚至知道我们的今天也并不怎么样。这当然是一种面对“真实”的要求,而且是为了以后,相信以后肯定会比我们的过去(包括今天)好。这里面有一种出于信念与信心的坚持,一种相信未来会更好的信念与信心。

  对于没有了这种信念与信心的人来说,他们自然会总拣那些自以为漂亮的衣服来穿,或者干脆对那些总想着如何包装自己的人嗤之以鼻,觉得自己的过去只不过是一堆垃圾。

  我不得不承认,在“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普遍利益”、“以国家名义表现出的特殊的独特利益”以及个人的或者理解为“坐稳了的奴隶”的利益这一总体背景下,当“真实”真的已经变得遥不可及(漠不关心),而且我们谁的手也都不那么干净时,要想理直气壮地讲述“过去”,多少已经显得有些滑稽或底气不足了。

  我们从自己的儿女、学生身上也明显感受到了他们骨子里的那种普遍的无意义感,我们也知道无论我们怎样讲述我们的过去,他们其实并不当真,也不在意。

  我们也都意识到无论对一九一一年以前的历史,还是对民国史,包括八年抗战,还是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史,我们其实都讲不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连贯故事,至少在逻辑上是这样。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就讲的是逻辑上的一贯与彻底,没有了这一条,就不仅仅是事实上的隐瞒与修正,而是逻辑上的无法自圆其说了。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反复更正着所谓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以“夺取和维护政权”这一最大的历史“事实”作为需要来坚持价值上的“应当”;而“事实”与“应当”早就有着明显的冲突。就连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事,哪怕完全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在这种冲突中也已经变得懒于澄清,而且知道根本就澄清不了了。

  那么,历史还需要讲述吗?我们又当如何讲述自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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