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运用叙事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中年女性农民工基于农村到城市情境转换下的日常生活叙述可以发现,从农村到城市,从种地到打工,女性农民工经历着生存环境、劳动方式、日常生活的转变;同时作为女性,作为农民工,她们感受着城市打工所带来的自由和便利,也承受着母子的分离与紧张。从农村到城市的情境转换和日常生活的变迁隐藏着女性农民工的主体觉醒和自我认同的转型,这些变化已经成为中国“沉默的革命”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日常生活;身份认同;叙事;女性主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霞,青岛农业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9 刘霞,女,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运用叙事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中年女性农民工基于农村到城市情境转换下的日常生活叙述可以发现,从农村到城市,从种地到打工,女性农民工经历着生存环境、劳动方式、日常生活的转变;同时作为女性,作为农民工,她们感受着城市打工所带来的自由和便利,也承受着母子的分离与紧张。从农村到城市的情境转换和日常生活的变迁隐藏着女性农民工的主体觉醒和自我认同的转型,这些变化已经成为中国“沉默的革命”的组成部分。
【关 键 词】日常生活;身份认同;叙事;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3)04-0055-07
一、问题的提出
“打工”简单说就是“为老板工作”,主要指在非公有制企业靠付出劳动力换取工资的情况,打工者群体主要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香港学者潘毅认为“打工一词意味着从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打工仔/妹则是清楚劳动剥削、具有工人意识的新蜕体”[1](P12)。中国现今女性农民工的身份多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打工者。
在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中,女性农民工经常被简化成为抽象的数字和结构类型,甚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者的眼中,女性农民工就是商品或工具,她们代表了可以实现的价值和可能的利润,她们是可以被再重构和控制的“劳动力”,这些每天努力工作、忙碌的女性农民工很少被提到她们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和做出的贡献。但是,这些劳动着的女性农民工不仅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劳动力,还是中国社会基石——家庭的主要支撑者。特别是已婚、已育的女性农民工的打工经历、打工渴望、她们给予打工的意义、她们的打工和生活的压力、她们的成就感和挫折感等等,这些问题都远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作为女性,作为农民工,她们在打工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比男性农民工更多,她们当下的生活是明天的历史,如果不对她们今天的打工生活进行记录的话,她们很快就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得无声无息。笔者试图尽力留下几个普通女性农民工的故事,关注她们的打工经历和生活是如何历史性地嵌入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
目前,关于农民工的社会学研究大都将农民工视为“工作主体或劳工主体”,他们往往被视为剥削(源于马克思理论)和规训(源于福柯理论)的对象,主体能动性通常在日常抵抗[1](P12-15)或是在消费领域[2]中显现。但是,这些思考忽略了“工作——通过合同或自愿交换自己的生产时间来获取报酬的活动——这一概念本身具有现代性,它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3]因此,理解农民工的“工作”不能仅仅从马克思、福柯的著述开始,而是应当将“工作”视为一个现代性概念,它本身是用来刻画一种现代性的遭遇的。同时,要理解农民工的城市工作体验,还需要将农民工的体验置于农村到城市生活史中来理解。何明杰在调查新生代服务业女工的打工生活时发现:“进城打工被新生代农民工视为人生的必经阶段,底层服务业的工作是他们转换自我的平台,具有改造合格劳动力、催化劳动者社会成人和支撑劳动者未来生活规划的三重意义。”[4]新生代女性打工者把打工视为一个“学习”与“自我提升”的过程,出生于1980年之前的已为人妻、为人母的中青年女性农民工,在从农村到城市的生活变迁背景下怎样叙述日常生活以及隐藏其中的身份转型,怎样突破主流研究的宏观叙事就是本文主要探索的内容。
二、研究立场与方法
法国人类学者皮埃尔·D.布迪厄针对结构主义人类学过于强调规则和结构而多少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倾向,提出了“实践”理论。受这种人类学取向的启发,笔者也从实践的视角出发,将中青年女性农民工视为是她们自己日常生活中具有能动性的实践者与行为者,视她们为实践着的个人。本文力求让女性农民工自己说话,突显她们的“主体性”立场:立场之一是倾听女性农民工“自己”的打工和生活故事,并把这种“自己”定义为“主体性”,一种对生活和打工的感觉、经验和意义的独立叙述和反思。这些叙述和反思表明女性农民工不是“市场”、“农村”、“城市”等结构因素下的被动者,她们的打工史反映着她们的个人能动性、选择的多样性和创造自主生活的潜力;立场之二是作为主体的女性农民工并不是抽象的个人,每个女工都是独立的个体,她们有特定的生活处境和生活策略,也正因如此,女性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和生活中的个体体验,对打工的不同叙述所暴露出来的社会含义,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生活轨迹所折射出的女性变化,正是本文力求探索的主题。
在写作的过程中,女性农民工的“主体性”更多地变为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从方法论角度看,女性农民工的“主体性”可以成为一种写作与叙述的手法,她们作为主体的叙述打破了传统“他者”地位的叙述,这种叙述本身足以明确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决定以女性农民工为主体,用她们的语言、经历和感受展示她们对打工的理解,将她们有关打工和生活的行动、观念放在她们自身经济条件、文化情境中去理解,力求对女工有一种符合她们生活经验的理解。本文就是运用叙事研究的质性方法,突出女性农民工的叙述/生活故事作为文本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