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使土地相对集中于大户，产生显著的效益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长期外出打工的土地原承包者在他乡还好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中不少人的出发点已悄然由原来的“改善生活，补贴家用”向“创业、置业、定居”转变。

　　农民工回乡创业

　　徐小丽，安县迎新乡皇觉村人，1999年伴随农民工打工潮，只身前往广州，在一家台资企业打工，靠着聪明和勤奋，做到了企业襄理，月工资6000多元。“2008年汶川大地震，家乡遭受重创，人们普遍意识到保险的重要，经过一番思考，辞去原有工作，前往一家商业保险公司就职。”又是多年打拼，她做到了业务经理的位置。“业绩逐年攀升，去年收入有23万元左右。”

　　如今，已结婚、生子的徐小丽把孤独留守老家的老妈也接去共同生活，并分别在广州、绵阳购房、置业。“打工者大军中，我不算最好的，但如果跌倒了，还有能力再爬起来。”电话那头，徐中气十足。

　　张大正，梓潼县双板乡裕春村人，1993年前往成都一家饲料公司打工，“多年靠跑销售积攒起60多万元，老板嫌我们钱挣多了，就不停地改规矩，降低提成比例。”于是，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张干脆辞职回到家乡，于2014年6月与人合伙办起了面积达460亩的佳丰农场。

　　回顾整个创业历程，徐和张都说，当初家里的承包地转租他人耕种，他（她）们才走得放心，并全身心投入到新的打拼中。

　　一个数据或许更能从侧面反映出打工者的真实状况。今年夏天，记者前往绵阳市属盐亭县采访时了解到，新开的梓江新城楼盘共6幢2400套，户型从70—140平方米不等，当时已出售1600余套。“80％的买房者都是农村进城的打工者，资金来源主要为常年在外打工所得。”负责接待购房者的母小姐介绍说。

　　“换一种活法”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具有农民身份人们的必然选择。随之而来的，是围绕定居城市后自身择业、子女就学、老人就医、全家生活等所发生的一系列颠覆性变化。但他们也认为，无论走多远，也无论成败，由于土地原有承包关系未曾改变，家里的“两亩地”仍是国家给他们的最后保障。

　　城里人去乡下打工

　　“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这句经典语言或可成为新型城镇化条件下人们择业、生活的真实写照。去乡下同样成为一些城里人“换一种活法”的选择。

　　一片果林，两口鱼塘，加上几幢看起来有些陈旧的房屋，就是这家“山外山”家庭农场的基本家当。正值秋天的季节，果园里，早已采摘完枇杷、核桃、枣子的果树仍是青枝绿叶、生机盎然，柚子、柑橘等果树挂满累累果实，成百上千只土鸡正穿梭在果树间竞相逐食，随便扯一把草丢进紧挨着的鱼塘里，立即跃起条条鱼儿。

　　这是记者前往涪城石洞乡观音碑村，造访这家绵阳市首家注册的标志性农场时看到的情景。

　　一盘米枣，几捧核桃。款待记者的都是农场的产品。就着鱼塘边的一个小石桌，农场主王建平和记者拉起了家常。

　　王今年39岁，本地人，早年在川内一家国企工作，后企业解体，于1999年与一同下岗的妻子回到家乡，继续摸爬滚打几年后，以自有的两万元，加上借来的4万元，于2003年在此承包流转了80亩土地和20亩鱼塘，历经10年经营，于2013年4月1日注册了农场。“土地为两部分组成：50亩集体退耕护林地，承包费用为每亩每年40元；30亩流转承包地，流转费用为每亩每年60元。此外，鱼塘每年的承包费用为1250元。”王建平介绍。

　　“家庭农场为我们解决了生活出路。”王建平说，“去年一年，农场纯利为16万元。”

　　相比王建平的“求生”型农场，来自城里的农场业主则将目光放在未来发展上。记者在对三台、梓潼、涪城随机采访过的13户农场业主的统计中发现，出于发展或改变工作、生活环境的动机，具有城镇户口的人员达7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还有一些业主则让具有农村户籍的亲戚出头登记、注册，自己负责实际经营。”梓潼县农业局副局长何发培说。

　　三台县蒋柏林家庭农场业主蒋柏林和卓林家庭农场业主蒋春坦言，他们自幼就向往农村生活，“空气清新、环境好、工作单纯，农场实行集约化、机械化生产后，农产品产量、质量都上去了，利润空间也大。”蒋柏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