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日刚刚过去，与往年一样，今年还是少不了“人山人海”“乱扔垃圾”“出城暴堵”等关键词。中国人的假期和旅游似乎已经进入困境，这一困境不仅仅关乎国民素质，亦关乎假期制度、旅游市场秩序。

　　旅游场所整体素质欠佳、秩序混乱固然与国民素质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考虑到，我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规模，在旅游市场供给基本恒定的前提下，民众日益旺盛的旅行需求和出行能力已经与旅游市场的供给形成了尖锐矛盾。

　　于是，在到处找不到厕所时让孩子随地小便，在没有足够垃圾箱时乱扔垃圾，在摩肩接踵的旅游人群中大声吆喝......

　　这一切，在特定的国情下，恐怕只能主要由假日制度的合理安排来调节和缓解。

　　旅游需要假日，假日是旅游活动得以实现的最基本保证。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我国职工作息状况不断得到改善。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直实行每周6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1994年3月开始尝试每周5天半工作制，即隔周多休一天。1995年5月6日，上班族迎来首个“双休日”，中国劳动者休息的天数每年由此前的59天增至111天。1999年5月1日，我国又首次实行七天长假制度，从此“黄金周”定位在我们脑海中；2007年11月，国家增设了清明、端午、中秋3个法定节假日，“黄金周”由过去的3个变成了2个，增加的3个法定节假日因为需要调休而饱受民众争议。近年来，由于假日的供需矛盾持续紧张，关于“黄金周”制度和“带薪休假”制度的大讨论逐渐盛行。

　　缓解假日供需矛盾无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带薪休假为代表的分散长假；另一种是以黄金周为代表的集中长假。前者是用来解决公众个性化的出游需求，后者是用来解决公众共同的、家庭的出游需求，二者并无矛盾之处。

　　带薪休假制度，不仅是对劳动者休息权的充分尊重，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推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集中假日的种种乱象，逐步引导人们由集体休假的传统模式向全年、分散、自由的休闲模式发展。

　　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的带薪休假在目前阶段仍然是“实施难、执行差”，是一项广大劳动者“停留在纸上的权利”。

　　相关调查显示，只有不足三成的“上班族”可享受到带薪休假的待遇，超过四成人对自己的休假状况感到不满或无奈。

　　相对于带薪休假制度比较完善的西方国家，我国的带薪休假之路之所以如此艰难，也与现实国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这导致了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的关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权利地位的不对等往往带来博弈的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缺乏话语权，权益和饭碗，两者相权取其重，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很多人不得不“自愿”放弃休假。

　　其次，用人单位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没有动力落实带薪休假。主观方面，很多用人单位认为实行职工带薪休假，会减少企业利润、增加企业成本。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劳动者休息权之间的重要联系。客观方面，对用人单位来说，集体休假较易安排，而分散休假不仅需要整个单位内部运行机制的调整与平衡，还牵扯到与其他部门和单位之间的协调。

　　再次，带薪休假制度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确保其实施。我国《劳动法》第45条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并明确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8年颁布了带薪休假的相关条例和实施办法，但是对于侵犯劳动者权利的法律救济措施模糊，操作性并不强，使得该条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效果不佳。

　　可以说，我国的带薪休假制度的顺利实施尚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法律保障。

　　目前关于“推行带薪休假制度”和“黄金周存废”的讨论中，存在这样一个逻辑怪圈：带薪休假制度和黄金周似乎是矛盾的。

　　但实际上，这两种假日安排一种是“调结构”，另一种需“保增长”，两者并无矛盾之处。中国旅游种种乱象折射出的矛盾根源并不在于这两种假日安排的“你存我亡”，如果二者能够并行不悖，相信对落实广大劳动者的休息权、缓解假日的供需矛盾、解决假日旅游种种乱象都是有益无害的。

　　《中国科学报》 (2014-10-10 第5版 思想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