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有不少人产生所谓的焦虑感。穷人有穷人的焦虑，富人有富人的焦虑；老人有老人的焦虑，孩子有孩子的焦虑；群众有群众的焦虑，官员有官员的焦虑；当然依靠自身努力成为城市中产阶级一员的新移民更有不同的焦虑。

　　社会素描：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

　　刚富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层，产生的焦虑可能更多。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底层社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依靠个人努力，改变了原来贫困的状况，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的焦虑主要是两个：第一，能不能保住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一方面他们要在市场化过度竞争的环境下，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强度；另一方面，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使他们面临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因此，城市中产阶层难免阶层下移的焦虑，即沦落为“下流阶层”。第二，即使勉强保住自己已经获得社会地位，他们的另外一个焦虑是，下一代能不能像他们一样过上体面的生活，继续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于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教育的社会里，家庭中“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事情就是子女的教育。虽然很多人都明白，这样的教育十分不合理，甚至是很残酷的，但是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下，大家都不得不纷纷竭力投入于一件被认为是错误的事情中。

　　未成年人教育的焦虑不仅存在于城市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城市的焦虑，几乎所有的家庭只要有未成年孩子，哪怕是刚刚成立的家庭，都会将子女未来的教育作为家庭最重要的决策和大事。

　　深层分析：社会阶层流动的状态导致地位焦虑

　　改革开放以后，不同阶层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都得到了提高或改善，因此这些普遍性焦虑被“美好”地称为“成长的烦恼”，但是与普遍焦虑相伴随的就是普遍的不安全感。社会因此变得非常浮躁，就如处在青春期的青年。如何正确认知这些焦虑应该是每个人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在奔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青春期”里，如何尽可能将青春期可能发生的“逆反心理”降低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