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主要通过社区治理而展开的城市社会治理，因其不能有效地把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纳入治理范围，而难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职业群体是城市社会的主体群体，他们展开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广阔空间和复杂内容，不仅为城市社会发展创造了财富和输送了活力，而且也因其中发生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影响了社会秩序。特别是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以致面对职业群体的社会治理更为重要。因为职业群体也是网络社会的主体群体，他们在网络空间的缺场交往、传递经验和信息权力，既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活力，也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大量不确定性，进而引发难以预测的社会风险。因此，应当动员企事业单位各方力量，对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开展积极的社会治理，从而实现突破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社会治理创新。

　　关键词：职业群体 社会治理 边缘化 网络化

　　作者简介：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近几年来，全国各级城市开展了大量社会治理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取得了许多成绩。然而，从目前城市社会治理展开的主要领域和面对的主要对象上看，还难以完成中央提出的社会治理战略任务。中央很多文件都明确强调：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是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和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城市中的社会和谐因素与社会活力，无疑主要存在于城市社会的主体群体——职业群体之中，然而在日常城市生活中，职业群体却往往在目前开展的城市社会治理范围与对象之外。因此，如何清醒地认识这个社会治理战略任务同社会治理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已成为完成社会治理战略任务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社会治理实践与社会治理任务的矛盾

　　现实中我们看到目前的城市社会治理主要是在城市社区中展开，即城市社区开展的社会治理工作，主要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我们在北京6个城区的18个社区中开展了城市社会治理的实地调查，及对海淀、西城和朝阳等城区和一些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开展了社会治理有关问题的专访。从实地调查的情况可知，社区开展了大量工作，诸如便民服务、公共卫生、社区治安、文体活动、安老助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等，都是社区积极开展的治理工作，这些治理工作对于稳定社区秩序、促进社区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社区工作人员普遍反映的一个情况是，社区的这些治理工作主要作用对象是离退休人员和没有稳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如果不改变社区治理工作的这种局限，则很难实现中央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根据中央明确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城市社会治理的工作范围不应当局限于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因为社会发展的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都不在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之中，而在从事各种职业的职业群体之中，所以，难以接触职业群体而仅仅面对非职业群体的社区治理，就无法完成中央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

　　那么本文所说的职业群体是什么？即它不仅包括在各种岗位上的从业人员，也包括在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中学习的学生。无论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社会能量上看，这些职业群体都是城市社会的主体群体。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发表的数据可知，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14.8万人，其中职业群体1514.6万(三次产业从业人数1141.0万；各类在校学生373.6万)，职业群体占北京市常住人口总人口的71.6％。如果考虑非常住流动人口，北京市职业群体的数量就更大。根据瞬间人口调查数据，2013年北京瞬间流动人口保守估计可达1600万。短期在北京流动的人口，除了数量有限的老年人和学龄前儿童以外，大部分是职业群体，职业群体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不低于70％。因此，无论是从北京市的常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看，职业群体都是北京市的主体群体。

　　然而，职业群体作为北京市的主体群体，这还不仅是从人口数量上作出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从职业群体在活动能量及其展开的社会空间上得出的明确结论。通常论及职业群体时，主要重视其在职场中的职业活动，而轻视其在职场之外的社会活动。事实上，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能量和社会活动空间都远远超过非职业群体。不仅在双休日和节假日，职业群体可以通过亲朋聚会、外出旅游、休闲购物等开展大量社会活动，而且在工作日的8小时工作之后，每天也能以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大量社会交往。相比之下，非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时间和活动空间却十分有限，特别是年纪较大的离退休人员，虽然也能参加一些公共场所的文体休闲活动，但主要的社会活动还是在社区之中。所以，城市社会活动的内容和空间，主要是由职业群体展开的。

　　由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增进社会和谐的因素，是通过人们的社会活动呈现出来的，其主要的社会活动是由职业群体展开，因此，当增强社会活力和增加和谐因素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时，社会治理的主要对象就应当是职业群体，而不应当是非职业群体。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时下以社区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社会治理，其主要作用对象却是非职业群体。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矛盾就摆在人们的面前：社会治理实践与社会治理主要任务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治理矛盾，不仅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治理中普遍存在，而且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些人口剧增、城市空间大规模扩展的超大城市中，表现得更为严重。

　　这种社会治理实践与社会治理任务不对应的矛盾，引起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社区治理的边缘化。职业群体不仅在城市人口数量和社会活动空间占主要份额，而且城市社会的财富由他们创造，城市社会的资源由他们支配，城市社会的权力由他们掌握，城市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主要在他们之中发生。因此我们认为，只有以职业群体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治理才能面对社会的主体群体，才能把社会治理实践引向社会的中心地带。相反，仅仅面对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的社区治理，不可否认地处于社会治理的边缘地带。因为，不仅非职业群体不是城市社会的主体群体，而且城市的主要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不在他们中间产生，所以，以化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治理实践，就不应当仅仅以他们为对象。从近年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群体事件，诸如2012年爆发的江苏启东事件、四川什邡事件以及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发生的保钓反日大游行等，都可以清楚看到，参与者大部分是在各种岗位上的职业群体。相反，社区中的离退休人员则很少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