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诞生之初，其被认为是技术的、工具的，在社会伦理层面则逐渐被认为具备全球化和现象学的意涵。但相对于以物质为基础的现实世界而言，其是处于物质社会表象之上的精神世界的延伸，从属于现实社会的惯习、价值观、社会与法律秩序。在海底光缆和卫星通信等基础设施更新换代并突破数据传输的瓶颈之后，物联网等新型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使“万物互联”得以可能，同时运算和人工智能也可能主导信息传播。这样的信息社会图景无论是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对后工业社会的颠覆会达到何种程度尚未形成共识，各种结论仅限于想象和假设。

　　目前来看，信息社会最大的可能性是：“互联网”作为因与现实对立而存在的概念和形态终将消失，万物都在虚拟社会中获得有限或者全部的智能形式，实现情境主义运动和激进派提出但未解决的“影像和符号即现实”的命题想象。这等于确认了信息社会所有的活动者——无论是现实中的人、人工智能程式、具备人工智能的机器/物，还是在技术突破和伦理革命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克隆人、仿生人、超人等——在信息社会的活动，将建构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世界。它甚至可能反转目前的逻辑，促使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社会反过来改造现实社会。

　　互联网治理加速信息社会全面形成

　　近年，西方学界对超人类主义的讨论，已经显示出其对资本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结合下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警惕。相比之下，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网络身份实名制等政策，则把所有网络行动纳入现实法律法规管理中。例如，根据“数据存储所在地”和“域名”实施治理，则在时空上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总而言之，这把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互联网化，呼应了互联网从初创到当下面临的诸多问题。

　　这不仅得益于通过大数据设备对社会的全景式记录和社会对该记录的接受，以及互联网商业对传统商业社会秩序的改造，也得益于无线技术和智能手机进一步使得人机互动去介质化。更深的意涵是，互联网巨头主导的人工智能革命对传统的“人”的改造，加上中国的这场变革之后开始生成的互联网“社会世界”，也不再仅仅是基于语言和工具的篱笆生成的区隔，而变得更加和现实世界接近了。

　　很显然，在互联网和现实交互的程度越来越深的趋势下，再以通信工具、新媒体和言论表达以及基于西方道德价值和话语霸权下的极权与专制等概念来讨论互联网社会已经不合时宜。我们必须站在动态的角度观察，还应结合行动者意涵的公共空间。而在这其中，去时间化、去空间化的情绪流形成的景点式的事件，也成为新的信息社会人交互的常态，这必然带来依时间和空间进行治理的挑战。虽然，用主权和治理等仍属传统范畴的工具约束互联网与用互联网技术替代现实的各种官僚程序呈现出两个世界的对向运动，但二者实际达成的目标可能一致：形成一种新的、平衡的信息社会形态。

　　这种对向运动在社会学层面形成一个基础问题：在由互联网革命形成的信息社会这个框架中，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行动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动。一方面，人的行动转移到虚拟世界中，互动突破了米德定义的自我、心灵与社会框架，逐渐变成真正的符号互动；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上的行动者也已不能称之为具体的人，而是融合了道德人、精神世界、言论、行动者等不同要素的“主体”，也就是图海纳所言的社会哲学意义上的“人化主体”（sujet humain）。对于理论的建构者而言，这是维护人性的人文和人道主义（humanism）。诸如埃尔加·莫兰在超人类主义哲学中探讨如何界定超人的伦理问题和赋予大数据以人性，都是力图消解没有经过社会伦理革命的技术以及倾向于维护人文主义的价值。

　　社会学的景观社会何以可能

　　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的改造超越了大多数国家，因此其应对中文互联网上呈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基于网络形成的社会观的经验，可为后发国家进入信息社会提供更多的借鉴。互联网在结构上的社会性也使得互联网是进行社会学式观察、思考与研究的理想场所。关于社会学家如何介入这个过程，笔者认为，以景观社会的视角研究中文互联网生成的社会世界的各种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景观”的含义，不是传统地理学和城市规划讨论的、仅仅限于物理空间的景观，而是时间和空间共同交织形成的理论意义上的landscape。“景”是现象，“观”是“又见”的即视感，更接近于戈夫曼的呈现（presentation）和拟剧（dramaturgy） 。其方法针对典型事件，尤其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有较大争议的社会事件，勘察划界为景点，继而进行全景式（panorama）扫描。这要回到居依·德波提出“景观社会”（société du spectacle）并基于此在社会学框架内进行研究，即一种以流动的视野对问题做循环再现的社会学式的研究思维。从理论脉络来讲，这需要将实证、冲突、现象学、符号学、运动、流动等框架进行重新组合以把讨论互联网的景观社会所需要的要素连接起来，并同时串起20世纪两个主题——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反对资本主义，以及各种要素导致的对个体权利的无处不在的控制等命题。

　　在时间的维度上，我们并不是要回到档案和文献中去寻求历史的事实，而是遵循马克·布洛赫所言的历史性（historicité）。它包含对视野和历史观以及路径分析的考量。这种方法还要摆脱统计学意义上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并赋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社会性”，即作为社会学经典的基于理论和问题意识进行的阐释、分析和定论等过程。这样，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将得益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上升为和社会学的“社会关系”这个基础形态并行的具有理论思维倾向的基础研究方法，而不是陷于目前数字数据和定量统计学范畴。结合布洛赫提出的“万物皆数源”理论，扁平化一切数据来源，既摆脱了个案研究可能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限制，也可以减少定量工具化带来的局限。

　　在方法上，测是基于实证的记录，绘是摆脱定量和质性单纯教条主义束缚的点线面的全方位思维。这得益于年鉴学派开创的对日常生活进行研究的方法。因为，除了借助理论外，我们还需要这种民族志式的探索，其中一个范式就是以日常生活为中心重新进行思想的开拓。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原来迥异的国家、民族和区域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差距，使各个维度的群体具备了同质性。若把互联网上的发表（post）以及各种人在互联网上经由符号互动形成的事件（événement）都从日常生活视角进行研究，既从研究对象也从社会结构上考量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这实质上就是从社会这个维度考察个体无意识是如何形成新社会观念的。除了年鉴学派，鲁尔·瓦纳格姆对影像化时代如何以日常生活进行精神活动的研究也值得探讨。

　　总之，在理论与方法层面，“景观社会”可以成为社会学的一部分。它通过整合各种经典理论去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可以在应用研究以及实务层面上有所突破，使现有的一些研究能够在理论层面上得到更大程度的整合。例如，除了对超人类主义进行批判研究外，算法和神经元网络对人的社会化认知的革命性影响，社交媒体、网络游戏对在这些虚拟空间中的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思维、学习模式和社会伦理的影响，网络传播对集体行动的影响等议题也可成为其审视的目标。除此之外，在互联网景观社会中涌现出的新社会身份（如电商、码农工程师）、以互联网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和相关职业行业等，都可以基于景观社会学这个新范式成为相互呼应的研究对象。但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全景式方法很容易变成全能视角，从而导致存在主义和激进理论流露出的那种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怀疑论倾向。因此，为保持社会学学科实证、改良以及人文关怀的取向，我们在进行研究时应时刻反思。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