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不同，后现代性社会理论更加关注空间和地理问题。从动态看，这是一个空间转向的渐进过程；就静态而论，这又是一个空间主导的结果呈现。以此为平台，依循空间的社会性—空间的政治性—空间的政治化的主导路径，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理论，福柯用空间权力理论，哈维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集结辉映出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的核心三角图谱。

　　Unlike the social theory of modernity determined by the time and history problem，the social theory of post-modernity focuses on the problem of space and geography.In terms of dynamic state，it is a process of space shift; in terms of static state，it is a result of space domination.Based on this platform，according to the series problems of sociality，political，and politicalization of space，H.Lefebvre uses his theory of production of space，M.Foucault uses his theory of space-power and D.Harvey uses his theory of historic-geographic materialism to build a key map of contemporary spatial social theory.

　　关键词：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空间主导/社会空间/政治空间/social theory/space shift/space domination/social space/politic space

　　作者简介：王贵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政教研部副教授(北京 100029)

　　从19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整个社会理论的主题几乎完全被现代性理论所主导，而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属性之一就是时间主导性。利奥塔的“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时间性”、奥斯本的“现代性是某种形式的历史时间”、鲍曼的“现代性就是时间历史开始的标志”等，都表明了这一点。明确时间与现代性的内在关系，强化时间对空间的优先性成为分析与阐释现代性理论的一个基本取向。从米德在《现在的哲学》中第一次表达出时间是社会理论的主题开始，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在宣扬一种时间主导的思想，而这种对时间主导性的强化最终演变为时间性—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思想的全面主导，结果空间作为牺牲品被长期搁置甚至湮没。然而，20世纪80年代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的问世，标志着一个后现代性时代的到来。对于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或许因处于一种面对诸多问题的激烈争辩中而难以概括其全部特质，但仅就时间和空间的对位关系而言，却呈现出近乎一致的结论：空间逐渐取代时间成为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的焦点。“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着思想家们去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建构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P56)

　　“英国在沉没，但伦敦还浮着。”这是当代典型的世界城市理论的响亮口号，其凸显的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力的一种“去国家化”或“超国家化”的世界城市的价值，它们堪称世界体系的中心，而其背后的主导思想正是当代空间政治理论。催生这种空间政治理论的内在动力恰恰是空间转向。“历史意识受到了星际意识、地形学意识的压制。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2](P440)伴随着这种“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社会科学也集体地转向了地理学问题”，[3](P154)空间越来越成为当代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的重要支点，进而成为研究、认知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

　　所谓空间转向，表达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当代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关注的焦点逐渐由时间转向空间。就这种空间转向所呈现的基本主题来看，主要表现为：第一，确信空间与后现代性之间内在的、本质性的关联，即与现代性偏重时间不同，后现代性明显地更倾向于空间。“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4](P243)对于空间与后现代性之间的这样一种内在关联，福柯的总结可谓切中要害：“如果现代性总是被认为是一个由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时代，那么也许现代性理想的持续衰落要求我们把进入后现代理解为向由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时代转变。”[5](P392)在这里，“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与“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作为明显的两大类分，分别指向社会理论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二，确信空间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中的中心地位，即空间是无处不在的，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至于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政治运行的中心枢纽，主导着社会的各项设计和规划。“空间的概念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维度，随着这种从时间向空间的转移，历史性断绝了与历史主义的一切关系，社会领域相应地向各种新的解释开放。”[6](P149)作为结果，空间转向引导出一种全新的以空间性为价值基准的认知判断体系。

　　导致这种空间转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外部环境与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就外部环境而言，这种空间转向是后现代性对抗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对后现代性思想家而言，第一位的任务和使命是对抗现代性。鉴于现代性理论建基于时间和历史之上的因由，要在整体上形成对现代性理论的颠覆与超越，必然要求在整体上形成转移或转向，于是便只能寻求时间和历史的对立面，而空间和地理则成为不二之选。这种貌似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使得后现代性思想家不得不选择站在空间和地理的根基上。后现代性思想家这样一种对空间性的选择与坚持，既与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时间本位理论难以继续有关：因为基于时间主导的历史决定论思想虽未完全过时，但已日趋衰落，面对这一基本事实，后现代性思想家们只能去寻求新的替代思想；又与后现代性理论拒绝对社会未来远景的认知与把握相关：在后现代性思想家看来，当代社会并不可能延续时间序列，进一步去追问后现代之后将是什么，因为这种追问的前提是时间主导性，而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基本脱离现代性主导的历史主义轨迹，驶入新的地理问题支配的景观布局和规划，这种景观社会的特质是与空间主导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空间成为后现代性思想家对抗现代性的唯一突破口，后现代性思想家依凭空间，完成了对现代性思想的全面对抗甚至超越。这是一种基于时代整体环境的根本态度和倾向的转变，其所传递出的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转变，所表达的是一种整体性的转向。

　　就内在逻辑而言，这种空间转向是当代社会核心特质外化的必然结果。唯有强化空间和地理，才能更贴近当代社会的核心特质，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碎片化与多元化的现实。与现代性理念主导下的秩序化与整体性社会不同，当代社会的发展在诸多裂变和流动性的主导下，日益呈现出碎片化与多元化的基本样态。当这种碎片化与多元化的社会形态成为主导性的社会常态时，理论家们的视野与思考模式也必然发生转变，其中核心的一个转变便是空间或空间性的再次显现和强化。这种碎片化与多元化状态，既是对时间和历史主导的现代性所追求的宏观整体统一性的反对，本质上又是空间多样化、差异化、复杂化的直接体现。当代社会也恰恰在这样的“一反一正”中强化了空间本位意识，从而真正体现出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的现实根基：如果没有碎片化与多元的社会现实，便很难想象这样的空间转向能出现，即使出现恐怕也很难持久。但是，当代社会的碎片化与多元化的基本事实，不仅在事实层面上契合了空间转向的内在要求，而且又进一步推动了空间主导的确立。这是一种由当代社会实际形态所主导的转向，有着非常坚实的社会基础。

　　因此，离开空间这一关键因素，我们既难以解释当代的日常生活，也难以阐述后现代性的整体社会理论。“我们分析的这一轨迹暗示了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7](P293)在这里，“一切都空间化了”似乎成为一个基本标志或符号，标注出后现代性社会的核心特质，进而唤起了思想家们对于空间的极大关注与深入思考。这种对空间重要性的重新思考和发掘，成就了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的诸多创建。列斐伏尔(H.Lerebvre，又译勒菲弗)、福柯(M.Foucault)和哈维(D.Harvey)堪称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在空间转向与主导的基础上创立了空间生产理论，其中心思想是空间生产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标志。福柯在空间转向与主导的基础上创立了空间权力理论，其中心思想是空间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政治权力的核心领域。哈维更是将空间作为其思想的突破口，创立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其核心逻辑在于，只有引入空间维度才能对当代资本主义予以全新的认知，才能对国际社会的矛盾争斗和城市生活的复杂格局予以合理的阐释。尽管他们彼此间也存在思想差异，但其共同致力于空间转向与主导的努力却“震撼了以往20年依然处于霸权地位的历史决定论，启动了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8](P24)为当代社会理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象与面貌。所有这些基于空间重要性的思考和发掘，如同打开了一扇门，借此进入了一个空间的新纪元。在这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都借着空间缠绕在一起，空间不再只是空间本身的问题，而是成为一个空间结构的大平台，容纳了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把空间作为空间结构的表达来分析，就要考虑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系统，它们的联系，以及由它们所生产的社会实践对其所产生的塑造作用。实际上，我们可以概括由空间生产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系统解读空间。”[9](P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