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群体正逐渐进入公众视线，其生存状况引发广泛关注和反思。他们是为帮助子女照顾第三代，而来到陌生城市与子女同住的老年群体，由于离开原住地，没有朋友，文化不适，心灵漂泊，被称为“老漂族”。

　　“老漂族”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重要原因。首先是当前的城镇化与人口流动大背景，它促使无数年轻人在城市成家立业，导致子辈背井离乡而父辈老人空巢留守，形成两代人间典型的居住安排。其次是传统老人帮助子女照看孙辈的家庭责任伦理，它使得父辈愿意尽最大努力减轻子辈的生活负担，哪怕自己做出牺牲。

　　一、“老漂族”的居住模式暗示我国家庭生命周期与代际关系的深层次变化。从表面上看，“老漂族”是两代人间居住安排由分到合、由异地到同城的变化。实际上，它反映出社会转型中深层次的家庭生命周期转型和代际关系变迁。学者潘永康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传统社会，我国家庭的生命周期特点是：年轻人婚后先与父母合住，等自己有子女后与父母分开，在子女成婚后又与父母合住，最后再分开，如此周期循环。其中，婚后与父母合住的主要考虑是住房，由于父代通常先拥有房子，合住是“子代投奔父代”的选择，体现出“父代权威”的代际关系模式，父代是家庭的投入和决策重心。而当前人口流动性增强，婚后合住的可能性变小，再次合住的重要考虑是父代帮忙抚养孙代，源于另一种客观现实需要。这里，合住是“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权威”代际关系模式[1]，子代成为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可见，“老漂族”现象真切反映了我国家庭生命周期和代际关系的微观变革。

　　二、“老漂族”的牺牲性付出折射出我国家庭儿童福利的相对贫乏。从家庭福利来看，一方面，为了帮助子女抚养孙辈，“老漂族”被迫在心理震荡、文化震惊和保障脱离的环境中生活，自己的生活福祉受到较大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老漂族”的辛苦付出恰恰反映了我国以家庭为单位的儿童福利的相对匮乏。当前我国的儿童福利主要针对孤残和流浪儿童，是补救性而非普惠性政策，缺乏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考量。而从许多西方国家的儿童福利实践来看，福利发放往往以儿童所在家庭为单位。儿童福利不仅仅指儿童直接享受到的福祉，也通过其父母和家庭成员间接获得，是一种整合性的儿童福利理念。具体从资金、时间、服务的分配和提供上，儿童福利体现在生育津贴、儿童津贴、家庭津贴和公共托育服务等方面。比如，在瑞典，产妇分娩前可以享有180～270天的生育津贴，产后可以享受480天产假补贴，实际上是变相的父母双方带薪假期福利，以鼓励他们照顾孩子，且承诺能重回原工作岗位或类似岗位。同时，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雇有专职儿童看护，由国家补贴，当孩子生病而家长不能亲自照顾时，可请看护帮助[2]。可以预期，我国如果有类似鼓励带薪休假、政府服务补贴等政策，“老漂族”现象将有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