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陈述的是我在社会研究经历中的个人思考，涉及社会研究的功用、表达、立场，以及社会研究之于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联系。

　　一、思想与行动：社会研究的功用

　　从事社会研究经常被问及：研究有什么用处，即社会研究能为社会经济建设做出什么具体的贡献，能对学生的就业或创业起到什么作用？

　　若理解“学院是功能性质的，大学是思辨性质的、哲学性质的”判断，此问题已不言自明。正是因为世俗社会将思辨性的“大学”沦为职业性的“学院”，将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沦为解决问题的“技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研究才会提出如此具体的工具性期望。

　　这在中国尤为突出，列举三例。

　　其一，中国学生填报大学志愿时，家长询问最多的是“好不好就业”的问题；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的斯科特教授曾告诉我，耶鲁大学80%以上的毕业生从事的工作是入学时未曾想象到的，他认为人们应该有丰富的想象力去开创新的事业。

　　其二，中国的大学生仍然在讨论大学教育是否应该培养怀疑和批判性精神；而英国伦敦大学的伯恩斯坦教授曾告诉我，英国学生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的质疑似乎是天生的，没有人会对此提出疑问。

　　其三，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研究等专业的大学生，甚至博士研究生，不少还在挖空心思地规划毕业后的商战人生；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麦克迈克尔教授曾告诉我，美国学生选择这些专业主要是源于自己的兴趣，若想毕业后挣大钱的话，肯定要去商学院、法学院或医学院等。

　　对思辨性的大学知识分子所开展的关切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一般性社会研究来说，我不想回避对上面那些“用处”问题的直接回答，那就是，“没什么具体用处！”

　　这一笼统性的回答一定会招致无尽的批评和批判，但想强调的是，不要以形而下的“器”的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的社会研究，因为他们更多的是致力于对形而上的“道”的孜孜探究和对思想的曼曼求索。

　　大学教师“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大学教育的旨趣主要不在于如何适应社会的“器”，更在于如何改造社会和重塑社会的“道”。若能如此理解，那么社会研究对社会、对人类就“至关重要、必不可少”了。

　　社会研究必然涉及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问题、人类意义和社会价值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生活和社会存在的文化和思想根基。试想，若没有了这些，无论有多少物质财富，人类社会将如何成为可能？

　　但人们总是希望看到一些行动。那么，思想和行动有什么关系呢？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思想和行动具有不同的逻辑。钱理群先生指出，像鲁迅这样的怀疑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能有治国安邦的良策，他们常说“不应该这样”，对“应该怎样”，无法提出可操作的实践方案，他们自然有自己的思想和理想，但不是策略家。“思想难道只有直接变成实践，才有价值吗？”他说，“思想是超前的，而实践是现实的；思想是彻底的，而实践是讲妥协的；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实践的合理性，这是一条必须划清的界限。”他认为应该“还思想于思想者”。

　　第二，志在解释社会的思想家和志在改造社会的理想家虽然是不同的角色，但是理想家需要思想，思想家也可以成为理想家。对此，潘光旦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严格的社会思想志在解释。……社会思想提出的问题是，社会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以前的“曾经是”和目前的“是”中间，又有些什么渊源？对于将来可能是什么，社会思想家或许愿意鉴往知来地作一番推测，但这不是他的主要任务；至于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如何而可以尽善尽美，他是搁过不问的，若问，他是暂时放弃了社会思想家的地位而采用了理想家的身份，才问的。……社会理想的用意是在改造社会。……理想家多少得利用一些思想，而思想家也随时可以踱出而成理想家。

　　第三，思想可以改变行动，从而改变世界。社会进步虽然看似都是行动的结果，而事实上，一切行动均是思想的结果。换言之，社会进步的根本在于人的“心”，而不在于做的“事”。若不能改变思想和认识，专家们提出再多的建议也多枉费心血。若改变了思想和认识，“怎么办”的行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四，思想即生活。对人类和世界的思想性讨论和思考的确有时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或问题解决方案，此时，便有人会发问，“既然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什么好论争的？”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说，许许多多哲学家千百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就能解决吗？我们是谁？但是，对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讨论还在重复着，谁也无法回避，这是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答案中；人类的思想就像一个故事，人们并不知道故事将怎么发展下去，但却知道，这是关于你我所有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