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对改革开放后的社区组织建构产生直接影响。转型社区是城市化中产生的特殊社区，其“总体性”社区组织的结构，既是“总体性”社会作用于微观社区的呈现，也是农村社区进行适应性变迁的结果。但转型社区伴随产业结构与居民职业方式的非农化转换，各种社区关系变得复杂多元化，“总体性”社区组织越来越丧失其合理性价值并诱发诸多的问题，如“总体性”组织的公共“代表性”不足、权力及职能关系产生“异化”、基本的社区整合难以实现等。改革“总体性”的社区组织结构，建构多元共存的、权力及职能关系清晰的、整合度高的组织系统，是转型社区实现现代转型与有效治理的组织化保障。

　　关键词：转型社区 “总体性”社会 “总体性”社区组织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ASH013)、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GD12CSH05)、广州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ZD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蓝宇蕴，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630)。

　　改革开放后，随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乡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宏观层面呈现“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历史转型，而微观层面的重要呈现，即是产生大量的转型社区。转型社区是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概念，也是介于乡村和城市连续体中的特殊社区。本研究中的转型社区，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市场区位优势的行政村，随土地使用及村民职业方式的非农化转变，而向现代社区过渡的，且因此拥有“半城半村”特征的社区。其中，城中村、“村改居”社区、转制社区都是转型社区的不同称谓或不同形态。转型社区成为目前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与其在治理上所具有的复杂性、敏感性，甚至成为基层社会的“社会—经济塌陷带”相关。[1]转型社区面临的治理困境，就组织角度而言，主要是与这种社区的组织体制机制滞后、组织关系紊乱、有效制度或政策短缺，特别是与具有弥合城乡“二元结构”缝隙的衔接性制度及政策匮乏相关。本研究聚焦转型社区“总体性”组织的体制机制或结构，并在系统探讨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革思路或制度或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