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规模的海外迁移发生在19世纪中期伊始的一百余年间，其时数以万计的青壮年男性离开家乡到南洋谋生发展，许多人单身前往，留下妻子及其他家人在家乡。

　　因此，在东南沿海一带居住着成千上万留守女性，包括移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这些留守女性的生活不但受到中国本土社会诸种因素的影响，也和海外迁移密切相关。

　　钱款数目必写清

　　在海外迁移过程中，许多华侨华人通过寄侨批与家乡亲人保持联系，几乎每一封侨批都带着钱款到达家乡，侨批内信写着和侨批外封一致的钱款数目。侨批中的钱款或者实物支持留守家庭的经济，是许多移民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

　　虽然每一个家庭收到的侨汇数目有限，但汇合一起数目不少。郑林宽对1905年-1938年福建侨汇的估计说明，此时期福建侨眷每一年收到南洋华侨寄来的几千万侨汇。这些侨汇一般用于侨眷的家庭开支、孩子的教育、房屋庙宇的修建、祖墓的维修和一些生产投资。

　　许多侨批可能没有谈及其他事情，但一定会在问候之外交代寄出的钱款数目。1918年在马尼拉的李逢茂寄信给留在泉州石狮岑兜乡的妻子吴氏，信中除了问候妻子健康情况和请求妻子代他“管束”行为“放荡”的弟弟外，就是交代寄回的钱款数目，“复查五月初九日寄由令尊处转交信一封、银十五元，中夹去炳记汇票一纸银两百元。又六月初一日寄去一信并银五元。未知曾已接及否？请即就此复。”

　　1927年6月，在新加坡的郭懋岸寄侨批给留守在同安老家的妻子李氏，“惟嘱贤妻家中大小照顾为要。今是帮有付信局带去大银20元正”。这封信真实地反映了丈夫在外谋生，妻子在家护持家庭的状况。

　　两地书慰愁怀

　　在一些回批中，侨乡女性真情流露，对海外亲人的思念、牵挂、担心和期许跃然纸上。1928年6月，同安浦南社一位留守母亲康氏写信给旅印尼的儿子蔡恒安，述说自己年老无力耕作，叮嘱儿子“加以勤劳克俭粒积，花街柳巷漫勿效焉。须知家庭辛苦，正尽人子之道。”

　　一部分移民夫妇间的通信，体现了双方跨越国界和海洋的深情及面对分离生活的坚忍和期望，反映了留守妻子与丈夫的情感联结与互勉互励。一位名为林居真的留守妻子住在泉州晋江英林镇伍堡村，其夫君杨邦针侨居菲律宾，两人饱受分离之苦。1936年杨邦针离乡赴菲前，答应妻子三年后回家团聚，不料三年期满却无法实现诺言，因此常在信中致以歉意。妻子了解丈夫为人，体谅他的苦衷，在复信时加以安慰，表示愿共渡难关，以开拓未来。

　　1941年杨邦针在外已经五年，还清弟弟的“大字”钱外并有积蓄，打算携弟回乡安排其婚事，不料杨父执意要他带回巨款建屋，杨邦针终因缺钱无法返乡。有家难归的杨邦针给妻子写信道：“今日之余，恰如失舵之孤舟，漂泊于汪洋大海中而无所指定。”并请求妻子：“你是我的导师，请你拯我于迷雾之中，使登光明之岸，多多写信给我！”

　　林居真这样描述书信对夫妇双方彼此的作用：“书信情系两地，写信时能诉衷情，谈展望，寄美景于来日；收信时能慰愁怀，受鼓励，盼游子之返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