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社会”的属性和特点，社会可以分为“存在”、“自主”和“制衡”三个层面。其中“存在”与“自主”是考察国家建构下的“社会”状况的核心内容。国家建构下的社会主体生存空间或机会不是均等的，行政化和专业化是获取生存的两条主要途径；国家对社会主体的控制也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形成各类主体与国家之间自主性程度不一的连续统；社会主体既可以依附于国家获得生存，也可以通过完全自主获得生存，表现为政府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体的不同路径选择。

　　关键词：存在；自主；社会组织

　　一、问题的提出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至少从2005年前后，国家越来越密集地释放出各种关于‘社会’的信号：‘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小康社会’、‘社区发展’、‘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等等，成为见诸于各种红头文件和大众媒体的概念”。[②]2007年，“社会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被正式提上议程，随后带来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涉及民生与社会保障、社区与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等多项内容。“社会”逐渐成为一个被党和政府有意建构的对象。然而，受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并逐渐兴盛的“国家主义”批判的影响，学者对国家的主动建设行为进行了谨慎审视。在研究者看来，脱胎于全能主义[③]的中国社会，完全有可能在国家的建设行为中被“再国家化”[④]。因此，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国家—市民社会”理论成为对这种社会变化研究的主要视角。

　　然而，在运用这一分析视角时，研究者存在两方面的理论预设：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有别于国家的“社会”已经形成，它具有西方意义上社会的一些潜在特性，即对国家与市场扩张的制衡；另一方面，社会建设的核心是社会自主，其目的是释放社会潜在功能，实现政治民主化。[⑤]这构成了针对“社会”建设的两个向度——生产社会和保卫社会。[⑥]在这一意义上，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后者。沈原则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的首要问题恰恰是“社会生产”本身。然而，在国家对社会进行主动建构背景下，无论研究者试图确立何种分析路径，现实已经使社会生产与社会保卫问题不期而遇：国家是否将社会重新纳入自己的发展框架？同时，国家所主动建构的“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本文正是试图透过政府大力培育社会组织这一行为，从组织生态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