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研究检视一场反对垃圾焚烧的环保运动的变迁轨迹。2009年,广州番禺居民对于社区附近的市政垃圾焚烧设施展开抗议行动,诉求达成后,一些参与者并未停止反焚行动,而是以环保的方式持续干预广州的垃圾治理。本研究从人类学的角度重新理解这场运动,在以民族志的视角追溯运动轨迹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运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转变的内外部动力和变迁的机制是什么;如何理解这种变迁,以增进既有人类学理论对于“环保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知识的理解。基于一年的田野调查,本研究发现,这场运动从围绕生物公民“私利”的抗争,逐渐蜕变为以“环保”和“公益”为目标的社会行动。变迁循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形式上的组织化;二是环保公益话语和表述的生成。随着运动的制度化,体制外的抗议被纳入,转向对国家环境治理的协助和参与。

　　关 键 词:反焚运动/运动轨迹/环保主义/生物公民

　　作者简介:张劼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一、问题意识与文献回顾

　　本文追溯广州的一场反对垃圾焚烧的环保运动的轨迹。2009年广州番禺爆发的这场抗议成为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运动成功致使政府相关垃圾焚烧项目计划重新制订。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下,这个突如其来的胜利令媒体惊喜振奋,有观察者称之为“市民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行动的一次绝佳样本”(林劲松,2011)。运动也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大量研究试图解释这场运动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探讨其对于公民与政府良性互动、公共参与政策制定可借鉴的经验。

　　这场运动如何被动员成为中外研究者聚焦的问题。郭巍青等(2011a)认为,抗争中的民众基于风险规避提出一种对风险的“反推断”主张,并且使用“风险戏剧化”的策略,使得民众的“环境异议”成为可能。何艳玲等(2012)指出抗争的动员机制在于一种“认知重构”,即社区成员从“不怕”到“我怕”的认知形成,促成行动的升级、议题的扩展以及“偏见动员”的形成。更多研究试图探究抗争为何能够成功。曾繁旭等(2013)注意到,在这场运动当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互联网工具的应用。抗议者利用网上论坛,形成一种虚拟组织,有效动员的同时巧妙规避了政治风险。他们认为,使用互联网在此已不仅是简单的技术辅助,而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下的一种独特“抗争模式”。陈晓运(2012)亦有类似的发现,指出运动中存在着一个不断的“去组织化”的过程,抗议者没有正式的、成形的组织和制度化的分工和运作,有的只是虚拟的在线论坛和QQ群,如此“虚拟的串联”、“去中心化”使得抗议者可以有效规避风险。此外,陈晓运等(2011)还注意到这场运动中女性抗议者的突出作用,基于一种“保护家园”的情感,她们利用自己介于“家园”和“小区”之间的独特位置与性别角色,积极参与抗议,而这也为女性提供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新领域。最后,约翰逊(Johnson,2013)认为,这场运动的胜利在于行动者策略性地重新界定了所抗议的问题,通过对于“健康因素”(health factor)的强调把议题“去政治化”,同时摆脱这场运动仅仅作为“非理性的邻避运动”的界定,创造一个与政府协商与合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