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消费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向度。但是，在以往的文献中，这个向度被忽略了。文章分析了这一忽略的根源，并认为，要深化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必须重找切入口，即：用分析性概念来替代综合性概念和经验实体性概念。从分析的角度看，社会分层可以分解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向度。它们分别是：经济流动、权力流动、消费流动和地位(声望)流动。前三者共同构成后者(地位流动)的原因。消费流动不但涉及与市场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涉及与再分配机制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通过引入消费流动的向度，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就不但解释了个体之间或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而且解释了区域之间或地方之间的不平等。通过把消费流动整合进社会流动的理论模型，文章扩展了“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之关系”的内容，并据此分析了地方与地方之间在人才竞争上的优势与劣势的体制根源。

　　【关 键 词】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消费流动；人才流动；地理流动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10-0029-09

　　一、问题的缘起

　　经过30来年的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已经迫切意识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例如，广东前省委书记汪洋到广州任职期间(2007-2012年)，就明确提出了珠三角地区要实行“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的战略。珠三角地区各地政府也纷纷以行动(如创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做出响应。但是，珠三角地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所面临的瓶颈之一，是高新技术人才短缺。而人才短缺一方面源于本地培养的人才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源于从外地流入的人才数量不足。外地人才的流入，涉及人才的地理流动以及当地对外地人才的吸引力问题。虽然人才的流动也是人口流动的一部分，但它却是特殊人口的流动，具有一些与其他人口流动不同的特征。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现有关于人口流动或国内移民的研究，主要是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工资差异以及就业机会等因素来解释人口从一地到另外一地的地理流动。这种理论可以概括为“经济流动”理论。它用工作机会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来解释人们的地理流动行为。从这种理论看，人才的地理流动取决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经济机会及其比较收益的差异，以及扣除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后的边际收益。[1][2][3]这种经济流动理论可以解释农民工群体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地理流动行为，却难以解释高新技术人才的地理流动行为。事实上，在中国，一些设立了高新技术园区的地方，即使在物质待遇、户口、住房等方面给出了优惠的条件，也难以招到足够数量的符合要求的高新技术人才。

　　从社会学视角看，地理流动(或国内移民)可以放在社会流动的框架下来分析。[4][5]但是，在经典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文献中，社会流动往往简化为职业流动。因此，按照这种理论，人们之所以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因为流入地比流出地提供了更多的职业流动机遇，以及相应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提高。[6]但是，该视角同样无法充分解释高新技术人才的地理流动行为。为什么珠江三角洲地区为高新科技人才提供了大量的职业流动的机会，但前来应聘的人数与所提供的职位数的比例却不大？与此同时，为什么一些高新技术人才为了留在某些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宁可放弃苦学得来的专业技能而转行，甚至不惜从事低端技能的职业(即隐性人才流失)？而一些地方即使为高新技术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甚至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待遇和职业升迁的机遇，也难以对高新技术人才形成充分的吸引力？这说明，仅仅用职业流动或经济流动理论，难以充分解释高新技术人才的地理流动行为。

　　本文认为，要解释高新科技人才的地理流动，仅仅用经济流动或职业流动的理论来解释，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消费流动的角度来解释。在解释人才的地理流动问题上，消费流动理论之所以能弥补经济流动或职业流动理论的解释力不足，原因之一在于地区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在中国，地方与地方或城市与城市之间，不但经济水平与经济机遇存在巨大差异，而且消费供给水平(包括作为社会福利的集体消费和作为市场消费的各种消费基础设施与服务等)也呈现出很大差异。如果说，经济流动或职业流动是一种与阶层结构位置(如：职业位置)相联系的社会流动，那么，消费流动则未必完全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与“地方作为一个整体”相联系的社会流动。如果我们把地方当做一个整体，或当做一个“扩大的消费品”，[7]那么，对它的摄取就是通过市民身份的获取来实现的。一个从三线城市移入一线城市并获得一线城市户籍的人，即便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位置中属于底层，也能享受到该市市民的许多共享型或摄取(access)型的集体消费福利(如就近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水平、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在这里，至少在一部分集体消费上，消费地位的上升，不是因为职业流动，而是因为市民身份流动——人们的市民身份从三线城市转移到一线城市。只要地方与地方之间在集体消费资源的配置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那么，这种通过地理流动而实现的消费流动就注定存在。

　　但是，遗憾的是，在有关地理流动的文献中，尤其是有关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的文献中，消费流动对地理流动的影响作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理论上分析消费流动对地理流动的影响。为此目的，本文将首先尝试把消费流动纳入社会流动的理论体系中去。然后，本文将探讨消费流动的三种不同的形式。接着，文章展开消费流动对地理流动的影响作用的论述。最后，文章讨论消费流动在城市的人才吸引力中的作用。

　　二、消费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向度

　　在社会流动的文献中，研究得最多的内容是职业流动。学者通过测评职业位置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及其声望，来测评人们的社会地位在代内和代际之间是否实现向上流动、向下流动或水平流动的情况。[8]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流动：经济流动(职业收入流动)和地位流动(职业声望流动)。尽管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们分别属于社会流动的两个不同的向度：经济流动和地位流动。前者属于物质流动，即：物质财产或经济收入的变动情况；后者属于符号流动，即：人们的与职位相联系的社会评价和声望的变动状况。

　　很显然，在布劳与邓肯那里，“职业流动”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而不是分析性概念，因为它事实上把在分析层面上可进一步分解的因素或方面(如经济收入和职业声望)未加分解地综合在一起了。这一综合性概念在经验研究的运用中的确很有成效，但综合性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社会流动理论模型的推广运用度。原因在于，在以综合性概念来测量社会流动的理论模型中，综合性概念(如职业流动)所包含的各种分析性因素(如财产/收入和声望)如何联接或组织在一起，存在文化的差异。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往往会因为文化的原因，来对各种可分析的因素采取某种特定的联接模式。例如，“官员”的地位在中国和美国就有很大差异。在美国，官员的声望不过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职业(管理型职业)声望，但是在中国，官员的声望则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职业声望，而且是一种全能权力的声望。中国官员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高于美国官员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再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女艺人的收入不菲，但其社会地位并不高——她们被贬称为“戏子”。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女艺人的收入并不高，但其社会地位却很高。

　　不仅如此，用综合性概念来测量社会流动的理论模型的另外一个弊端，在于综合性概念所包含的“事实上可分解的因素”多于“事实上被论述的因素”。例如，在布劳和邓肯的理论模型中，职业流动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所包含的事实上可分解的因素不止“职业收入”和“职业声望”两个方面，它还包括消费水平、消费机遇或消费体验方面。但在他们的理论阐述中，事实上被论述的因素只是“职业收入”和“职业声望”两个因素。但是，“职业收入”和“职业声望”这两个向度并没有穷尽社会流动的全部内容。社会流动必须落实为人们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包括消费体验和感受。然而，“生活风格”、“生活机遇”或消费的向度，尽管为马克斯·韦伯所看重，但在布劳和邓肯的社会流动的理论模型中，却没有获得相应的位置。对生活体验和感受的忽略，导致其在解释人们之间实际的不平等状况的时候，显得有所欠缺。例如，一个小城市的工程师与一个大城市的工程师尽管在职业结构位置上是相同的，实际收入也差不多，但他们在生活质量方面却是不平等的。大城市的工程师享受到比小城市的工程师更高的生活质量。在这里，两人的不平等不在于职业位置的不同，而在于所居住的地方的质量的不同，其中包括消费生活条件和质量的不同。地方与地方之间在生活质量和机遇上的不平等，也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内容。而从生活质量更低的地方流向生活质量更高的地方，其实也属于社会流动。这种流动未必是职业位置的变动(流动前后依然从事同样职位的工作)，也未必是职业声望的变动(职业声望没有变化)，而是生活体验的变动，或消费体验的流动。

　　不但用综合性概念来测量社会分层和流动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用经验实体性概念来描述社会分层和流动也同样会引起麻烦。在经典的社会学教科书中，社会流动至少包括三个不同的分层依据：经济流动、地位流动(即：声望流动)和权力流动。这种理论模型源于马克斯·韦伯关于“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的社会分层理论的论述，[9]但随后主流社会学家修改了韦伯的论述，用“权力”来替换他所说的“政党”。于是，经济、声望和权力，就成为社会分层的三个重要分层依据。不过，尽管在所有的社会学教科书中，权力都被列为社会流动的三个方面之一(经济收入与财产、声望和权力)，但在主流的经验研究文献中，运用“权力”来测量社会分层的研究却很少。之所以如此，Sorensen认为，原因在于“权力”概念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导致其难以测量。[10]我认为，主要原因不在于此。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在韦伯那里，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都是经验实体性概念或描述性概念，而不是分析性概念。其中，“阶级”和“地位群体”作为经验实体性概念，可以改造成“经济地位”和“声望”这两个分析性概念，借此就可以对人群进行定序分层。因此，这两个概念就被普遍地运用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经验研究中。与之相对，“政党”或“权力”却未做类似的改造。如果“权力”被界定为政治权力，那么，它只适用于对人群做“有无权力”的定类区分，而不适用于对所有人群进行梯度分层或定序区分。虽然学者可以按照权力大小进一步对权力阶层内部的各群体进行定序分层，却无法对无权力群体进行进一步分层(定序分层)。而社会分层与流动更适合对所有人群采用定序分层变量。

　　要避免权力分层变量对所要分层的人群的遗漏，可以采取两种立场：第一，在现有的文献中，社会流动中的权力分层变量往往被当做一种管理职业，而不是国家政治权力。这样一来，职业性的管理权力就被合并到“职业流动”中了。第二，对权力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即把权力概念变成分析性概念。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所说的权力是影响他人意志的能力，其实就是一个分析性概念。权力成为一种相对于他人而言而显示出来的影响他人意志的能力。任何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权力，与此相联系，权力等级体现出人的自主性或依附性的程度。用这种广义的权力来替代政治权力，那么，权力概念就可以用来对所有人群进行定序分层。(如从工人到车间组长的变动就是一种权力流动)。本文采纳第二种立场。

　　可见，扩大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的解释力的方法之一，就是把理论模型建立在分析性概念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综合性概念或经验实体性概念的基础上。那么，从分析的角度看，有哪些要素是社会流动中最基本的要素呢？很显然，主流教科书中所说的“经济流动”、“声望流动”(或“地位流动”)和“权力流动”依然是十分有效的概念。

　　但是，现有的教科书把经济流动、地位流动和权力流动并排在一起，存在逻辑上的混乱。事实上，经济流动、权力流动和地位流动存在两重不同的关系。一方面，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是“因”，地位流动(声望与声誉)是“果”。例如，有巨大财富的人或具有很大权力的人，往往会有很高的地位(声望)。另一方面，地位流动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

　　很显然，“因”与“果”不能平行地并排在一起，它们应该是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因此，社会分层理论中的各分层变量之间的结构必须重新进行安排。那么，社会分层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怎么样的概念结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梳理这些分层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前面说过，地位流动是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的结果，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是地位流动的原因。但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并没有穷尽地位流动的所有原因。例如，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就把生活风格或消费当做地位群体之所以有声望的原因。很显然，在韦伯那里，生活风格或消费，也构成社会分层的一个分层变量。但韦伯的失误在于，由于他把地位群体当做一个经验实体性概念，而地位群体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其独特的、他人难以企及的生活风格，于是，生活风格就变成了一个固着于单一群体(即地位群体)的属性，而未能成为一个对所有人群进行分层的变量。但韦伯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意识到生活风格或消费也是地位或声望的一个原因。很显然，如果地位流动是一个结果的话，那么，引起地位流动的原因除了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还包括消费流动(即生活风格或消费水平的流动)。在逻辑上，地位流动不能与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平行并排，它应该是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的结果。但是，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因果概念图中，引起地位流动的原因不是以前所说的两个：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而是三个，即经济流动、权力流动和消费流动。它们之间的概念关系如图1。

　　图1　社会流动的因果关系概念图

　　(说明：单箭头实线：原因性影响作用；单箭头虚线：结果对原因的反作用；双箭头实线：相互影响作用)

　　因此，从分析的层面看，社会流动具有四个向度：经济流动、权力流动、消费流动、地位流动，但是，在逻辑上，这四个向度不是平行并排的关系。前三者构成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三者的结果，但也会分别反作用于前三者。经济流动反映的是人们在经济关系结构中的位置变动，权力流动反映的是人们在权力关系结构中位置的变动，消费流动反映的则是人们在消费关系结构中位置的变动。三者分别从不同方面引起地位流动。但三者对地位流动所造成的影响并非总是相同的。由于分工的存在，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地位(声望)所倚重的资源类型不同，有的主要依靠财富或收入，有的主要依靠生活风格(消费品味)，有的主要依靠权力。韦伯所说的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就是分别依赖这三种类型的资源而获得各自的等级地位。尽管地位流动可以主要通过经济流动、权力流动和消费流动中的一个来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依靠三者中的一个。事实上，其他二者也或多或少对地位流动发生影响作用，只不过其作用相对来说处于次要地位罢了。在这里，经济流动、权力流动和消费流动都是分析性概念，而地位流动则是综合性概念，因为地位流动是综合了前三者的影响作用的结果。

　　经济流动、权力流动和消费流动不但分别影响地位流动，而且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和转换。例如，通过经济流动，人们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它不但为人们带来声望(地位流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人们还可以凭借经济资本来兑换权力(权力流动)和消费体验(消费流动)。权力流动也是这样。它不但带来地位流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可以凭借权力资本来兑换经济资本(经济流动)和消费体验(消费流动)。同样，消费流动在影响人们的地位流动的同时，人们也可以凭借文化资本(消费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品位)来兑换经济资本(经济流动)和权力(权力流动)。但消费流动向经济流动和权力流动的转换需要借助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即：通过展现与上流社会类似的文化资本，人们就获得了更高质量的社会资本或关系资本，借此获得更多的经济流动或权力流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