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茅锐，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和卡特中心讲师；徐建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讲师。浙江 杭州：310058

　　【内容提要】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对2002～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不同年龄居民的消费结构存在明显差异：青少年的教育文化娱乐和衣着支出较高，成年人的家庭设备和服务、交通和通信以及居住支出较高，而老年人的食品和医疗保健支出较高。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各项关联非常稳健。通过判断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的相对重要性，并同时控制一系列社会和经济特征效应后发现，消费者年龄是消费结构的关键决定因素。利用2013～2030年的人口预测数据推测发现，人口老龄化将对内需发展和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人口转型趋势把握产业发展方向并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关 键 词】人口转型；年龄结构；居民消费；产业结构

　　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长期偏低。2006～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平均占比不仅显著低于经济增速相近的其他国家，也显著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历史中的同期水平。然而，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投资和出口的相继走弱，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日渐加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5～2008年期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0.7％。而在危机爆发以来的2009～2012年期间，最终消费的平均贡献率上升近10个百分点，达到50.1％。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但是，扩大内需并不表示各种产品的消费都同等比例地增加。2001～2010年，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均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食品消费占比的年均变化率分别为-0.7％和-1.5％，衣着消费占比的年均变化率分别为0.8％和0.7％，居住消费占比的年均变化率分别为-1.6％和1.8％，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占比的年均变化率分别为-0.4％和1.9％，医疗保健消费占比的年均变化率分别为0.1％和7.8％，交通和通信消费占比的年均变化率分别为5.4％和4.1％，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占比的年均变化率分别为-1.4％和-2.8％，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占比的年均变化率分别为0.7％和-3.4％①。

　　现有文献虽然大量关注人口转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但相关分析往往以消费总量为切入点，缺少对消费结构的关注(袁志刚、宋铮，2000；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2008；王宇鹏，2011)，导致对消费总量与人口结构关系的分析存在产品层面的“加总谬误”(aggregation bias)问题。具体来说，在人口转型过程中，一些行业(如医疗)面临需求膨胀，而另一些行业(如教育)面临需求萎缩。观测到的总消费只是不同行业消费此消彼长后的加总结果。如果不考虑不同年龄居民的消费结构差异，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宏观调控就可能加剧产业结构失衡。除此以外，现有文献还存在年龄层面的“加总谬误”问题。由于大多只以少儿(15岁以下)和老年(65岁以上)抚养比来刻画人口年龄结构，这些研究掩盖了每类人群内部个体间的巨大差别。因此，有必要在逐岁的年龄维度上分析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并从人口转型的视角来分析居民消费及其结构的变动趋势，量化其对未来行业消费的影响，这对于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制定产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the life-cycle and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是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基本模型。然而在实证研究中，这两个假说并未获得共识。Lydall(1955)、Mirer(1979)、以及Menchik and David(1983)发现，老年人的财富不减反增，说明他们是净储蓄者。遗赠(bequest)和审慎(caution)动机是导致老年人储蓄的原因。Carroll and Summers(1991)发现，尽管个人在短期(若干年)内表现出平滑消费的动机，但在长期(十年以上)中，收入和消费增速却高度相关。这说明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即期收入的影响。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s)、短视(myopic)和“缓冲储存”(“buffer stock”)是导致消费与即期收入相关的原因。

　　在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中，人口结构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也未获得一致结论。王德文等(2004)利用1982～200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了我国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他们发现，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老年抚养比则正好相反。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利用1995年和2002年的CHIP数据，研究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他们发现，高等教育支出加强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并导致少儿抚养比较高的家庭减少消费。Horioka and Wan(2006)采用包含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的生命周期模型，利用我国1995～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重新估计了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文星等(2008)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法，利用我国1989～2004年的省际数据，发现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具有显著的负影响，但老年抚养比的作用不显著。王金营和付秀彬(2006)认为，回归分析并不能反映人口结构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将少儿和老人消费设定为标准消费水平的70％时，模型能较高程度地吻合现实数据。

　　经验研究之所以无法为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提供一致的证据，其主要原因在于年龄和产品两个维度的“加总谬误”。一方面，经验研究大多使用家庭、省际乃至国家层面的数据，难以将消费分解到个人。因此，它们无法观测消费随年龄的真实走势，而不得不采用将消费与抚养比相回归的办法，间接度量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影响。但这将掩盖少儿、成人和老人三大年龄组内不同年龄消费者行为的差异。Mankiw and Weil(1989)在研究美国居民的住房需求时，曾提出一种将家庭住房需求分解到个人层面的方法。具体来说，他们假设每一年龄的消费者都具有一定的住房需求。整个家庭的住房需求因而就是家庭成员住房需求之和。换言之，家庭住房需求与家庭成员年龄之间存在多元线性关系。他们指出，房屋价值与所有年龄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就是这一线性方程系统解值的最佳预测量。Bergantino(1998)和Poterba(2001)用类似的方法刻画了资产随年龄的分布。但是，关于居民消费的研究仍主要采用分年龄组数据，无法解决年龄层面的“加总谬误”问题。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经验研究也大多仅关注总消费水平，而并不关心消费结构。实际情况是，不同年龄居民的消费结构是存在差别的。如果这些效应相互交织乃至抵消，在总消费层面上就难以识别消费者年龄的作用。近来，国外已有学者关注到了对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关系的研究。例如，Foot and Gomez(2006)利用英国家庭支出调查(FES)数据，分析了年龄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他们假设各年龄组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对固定，继而利用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ONS)的人口预测数据，推测了截至2026年消费结构随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他们发现医疗、食品、住房和生活能源、烟酒以及家庭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增速将高于平均水平，教育、交通通信、服装和餐饮的消费增速将低于平均水平。而在我国，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关系的研究目前仍是空白。这正是我们试图努力的方向。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将Mankiw and Weil(1989)的方法引入到探讨人口结构和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中，希望同时解决以往文献在产品维度和年龄维度的“加总谬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