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随着女权运动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就日益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本文以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问题为核心，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进行研究。通过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了社会网络因素对于男性和女性实现职业流动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社会网络能够有效地提高男性和女性现职地位获得的可能性，对于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在影响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网络因素中，社会网络规模、网络资源和关系强度都呈现出了一定的性别差异；经济转型增加了女性实现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键词：职业流动 性别差异 社会网络

　　在20世纪60-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之后，在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领域的同时，女权主义也由社会运动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性别的不平等分工并不是“天然的”，西蒙·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指出，性别差异本身并不必然产生阶级制度——某一群体对其他群体的支配关系——而是这些差异的再生产运作过程产生了阶级制度（波伏娃，2004）。20世纪70年代以来，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数量越来越多，且持续增加，并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职业责任；而且在已婚女性之中，全职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也在增加（格伦斯基，2006：589-600）。因此，性别分层领域的重要问题——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主题。

　　一、文献综述：社会网络、职业流动和性别差异

　　美国社会学家P. A. 索罗金1927年出版了《社会流动》一书，开创了社会流动研究的先河。索罗金给社会流动所下的定义是：“社会流动可被理解为个人或社会的事物与价值，即由人类活动创造或改变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其它社会位置的任何移动”（Sorokin, 1959:133）。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1967）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无论是声望阶层组成的等级秩序，还是经济阶级组成的等级秩序，以至政治权力与权威所组成的等级秩序，其根基都在于职业结构。因此，研究社会流动的根基也就在于对职业流动的研究。布劳和邓肯的研究关注社会流动机制的微观研究，集中探讨了在美国社会中个人的“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对其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张翼，2004：76）。他们集中研究受访者由初职到现职的代内职业流动过程。该模型指出，“自致性因素”是影响现职获得的主要因素，即受教育程度和初职情况会直接影响到受访者由初职到现职的职业流动。

　　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一直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研究领域。格兰诺维特在他的经典研究中发现，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如朋友关系）在找工作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格兰诺维特，1974/2008）。林南认为社会资源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取的资源，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弱关系本身，而是弱关系所连接的社会资源。弱关系不仅是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而且实际上也成了人们获得社会资源的渠道（林南，2004：20-24）。

　　国内学者沿袭着格拉诺维特和林南的传统，对于不同群体的地位获得和职业流动过程进行了多项实证研究。边燕杰关于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力求职过程的一项研究发现，工作更经常地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获得的（边燕杰，1998）。边燕杰、张文宏对城市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不仅证明了强关系假设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持续效力，而且验证了体制洞假设，部分证实了市场化假设、权力维续假设和机制共存假设（边燕杰、张文宏，2001）。张文宏探讨了社会网络资源在城市职业配置中的具体作用。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张文宏，2006：27）。周玉对中国社会精英群体的研究指出，关系强度和关系人的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广泛的交往并不能增加干部职位提升的机会（周玉，2006：83）。

　　在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中不乏对于“性别差异”的关注。林南与边燕杰在天津的研究发现，女性的社会地位获得主要受自致性因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而男性则主要受了先赋性因素——父亲的职业地位与就业单位部门的影响（Lin and Bian, 1991）。戴慧斯（Deborah S. Davis）用1987年和1990年上海的数据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城市的职业流动，发现性别对职业流动经历产生重要影响，教育对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大于男性，这个结果与边燕杰用1988年天津数据得出的结果相似。与边燕杰研究结果不同的是，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比男性更依赖家庭资源 （Davis，1992:1602-85）。

　　部分学者将社会网络的视角引入职业领域，重点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一些研究检验了社会网络特征的性别差异和这些差异如何与职业晋升的可能性相关联（Brass, 1985; Gorman, 2006; Ibarra, 1992; Kanter, 1977）。坎特（Kanter，1977）认为，性别不平等是通过信息隔离再生的，女性是被隔离在那些有助于职业晋升的主流信息之外的，因此，这一过程为性别歧视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机制。恩赛尔(Ensel，1979)的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求职者更可能找到高地位的关系人，同时求职者都可能使用与自己同性别的关系人。当女性使用男性关系人时，与男性相比，她们找到高地位关系人的劣势急剧下降。该研究首次提供了男性在等级制中具有地位优势，拥有较好的社会资源的直接证据。此外，女性在运用男性关系人和获取较好的社会资源时处于劣势，这部分地解释了女性较低的地位获得。

　　其他一些相关研究指出，女性的网络多由亲属、子女和邻居组成，这一点有利于她们的社会支持，但在职业领域中却对她们不利（Stoloff et al., 1999）。非正式社会网络是性别分化的，女性更经常地与女性朋友交流信息或意见。这种传统的性别角定位，使女性社会王交流的信息往往与家庭货亲情有关。这种性别分化的社会网络有双重的效果。性别分花的信息直接导致求职的结果夜产生性别分化。性别份花的社会网络会巩固传统的性别角色从而使男女产生不同的职业期望（Smith-Lovin and McPherson, 1993）。吴愈晓、吴晓刚（2008）基于中国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20世纪80年代，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90年代却呈现下降趋势。张文宏和杨辉英（2009: 68）基于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社会网络资料的分析发现，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是一个高密度的核心网络，其中，以家庭成员为主的亲缘关系在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在控制了其他结构变量之后，性别在网络规模、网络关系组成、网络异质性、网络亲近性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李春玲等（2011：5-6）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的影响大于男性，尤其表现在教育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方面。她通过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女性在白领职业领域遭遇到玻璃天花板效应。但是，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与国际水平相比处于较低水平，1990年以后且呈现总体下降趋势。

　　另外一些研究探讨了社会网络在雇佣过程中的作用，验证了关系人和非正式雇佣结果的性别差异（Fernandez & Sosa, 2005; Smith, 2000）。麦克唐纳等学者（McDonald et al., 2009）的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中，相较于白人女性和移民，白人男性在获得工作机会方面存在绝对的优势。在社会网络资源方面的差异部分地解释了移民的劣势，但无法解释白人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工作信息获取的不平等在管理层是最大的，白人男性能够获得实质上更多的工作机会信息。

　　概言之，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根基，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研究领域。女权运动的兴起使得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问题进入了学术视野，“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是一个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将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研究视角引入职业流动的研究，成为新经济社会学一个崭新的主流研究领域。由此可知，以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对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是一个既具有学术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对于该问题的相关领域，已有的国内外研究已经进行了一定的实证分析，但是国内以社会网络的视角对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问题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本文将从这一问题出发，试图对影响职业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性别差异的社会网络因素进行分析，填补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相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