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建立节约的和公平的社会。一般意义上，节约意味着减少资源消耗，公平意味着在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同时抑制一些群体的过度消费；从生态文明角度看，节约意味着建立与自然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多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公平意味着不同人群平等参与环境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决策与行动。

　　【关键词】生态环境退化；基层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公平；生态环境问题；资源禀赋

　　建设生态文明社会需关注两大主题，即建立节约的和公平的社会。节约意味着要减少资源消耗，公平则意味着在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要抑制富人的消费。但是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去看，节约还意味着建立与自然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多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公平还意味着不同人群平等参与环境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决策与行动。在本文中，社会是相对于国家、市场和个体而言的，社会是基层的、存在着相互团结和互助关系、可以采取集体行动的。因此生态文明的社会学意涵就是通过基层社会的参与，建立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多样性社会。

　　生态环境退化的社会因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也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在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为：

　　首先是消费社会的逻辑主导了基层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被不断制造出来以满足生产的需要，这种不断膨胀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产生了矛盾。进入消费社会的过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数百年时间，在中国却是近30时间里迅速开始和面临的问题。以中国西部的草原牧区为例，以往牧民主要依靠本地畜产品维持生存，随着经济发展，市场将越来越多的工业品带入牧区。摩托车和汽车取代了传统的马而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后者和前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食草动物，而前者需消耗制造出来的汽油；后者自己就能完成繁殖，而前者需不断购买。工厂生产的饮料、糕点广泛流行；消费品的过度生产和使用给全球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牧民并不清楚；但外来消费品对于牧区本身的影响却已经非常明显。以笔者所见，在干旱高寒地区，塑料包装已成为严重污染，当地人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外来的垃圾。

　　对环境的破坏不仅来自诸如此类的废弃垃圾，而更多地来自生产活动。为购置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消费品，牧民需要不断增加收入；例如，拥有汽车的牧民被看作是富裕的；但为了购置一辆汽车，牧民不得不大量饲养牲畜，这意味着牲畜数量的大幅增加，从而可能导致滥牧。为了市场所过多培育的畜产品和为了增加收入而进行的多种生产活动，都会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退化。

　　第二个趋势是生态环境被不断资源化。随着市场关系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人们越来越多地将生态环境看作是可以出售的资源，而不再是其生存的环境；生态环境的多种功能让位于市场价值，或被市场价值所主导。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既是不同的看待自然的角度，也体现出两种价值观。

　　首先，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是人类的栖居地，但资源却往往被过多地赋予经济价值。当森林被看作是人类生存环境时，是不能被破坏性开发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水林、水源地保护林或神山的森林便是如此；在生态环境视角下，这些森林不是资源，而是基本的生存环境，是不能被采伐的，也不可用人工林替代。相反，如果森林被看作是经济资源，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存在的，那么其必然会被过度开采。随着一些牧区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开发成本降低，越来越多的地区被开发出来，而这些地区往往就成为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

　　其次，当生态环境被看作资源时，处理这些资源的权力往往被远离当地资源的资本所掌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考虑一个地区的资源开发时往往会在宏观层面权衡得失；而来自资本的视角则会更多地关注收益，因此，当地居民与其生态环境的依存关系常被忽视。在我国北方的干旱半干旱地区，通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场景：因为城市和工业需求，紧缺的水资源被截留，下游的生态环境因此退化。水资源被截留往往就是以“更有效益地利用”为理由，而下游居民通常无从发表意见。

　　再次，当资源被单一的经济尺度加以衡量时，其多样性就得不到承认，从而带来生态问题。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形成了特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不同的资源使用方式；从自然的“资源化”角度，多样性的资源被简单化为经济收益，并往往按照统一的模式被利用或开发。比如，中国北方是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为适应这种缺水少雨的气候条件，当地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基于不同的降水条件，由北向南形成草原畜牧业、半农半牧和旱作农业地区。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都是适合当地资源禀赋而形成的。但从土地的“资源化”利用角度，这些生产方式通常被看作是效率低下的，是没有被“充分”利用的。为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有些地方开始进行集约化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灌溉农业替代旱作农业，舍饲圈养替代草原畜牧业。这种统一的集约农业和畜牧业在短期内可以转变生产方式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增加；从长期看，往往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如地下水位下降、草原退化和土地盐碱化，等等。

　　第三个趋势是政府在规划生态环境中的作用不断增强。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通常被看作生态环境的破坏因素，需要政府的介入来实施新的环境保护策略。比如，土地退化往往被归因于农民的滥垦，森林的破坏被归因于当地人的樵采和滥伐，草地的破坏被归因于牧民的滥牧。这种归因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若过于强调生态破坏的单一因素，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其中之一是认为要保护生态环境就需停止当地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代之以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在引进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过程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98年以来，国家投入在生态保护方面的资金不断增加，实施了一系列工程项目，如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等。诚然，这些项目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中国的生态环境依然处于“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状态，而且这些项目实施还引发相关的社会问题，比如，许多生态移民并没有解决移民的后续生计，导致移民的就业不足和贫困问题；禁牧措施实施以后，当地牧民通常以偷牧的方式加以抵制，从而引发其他方面的问题。依靠国家自上而下地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本往往很高，但效果却未必尽如人意。简单的“一刀切”政策往往不能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复杂的生态和社会关系问题。

　　以草原生态保护为例，在集中决策体制下，决策者往往简单地将过度放牧作为草原退化的最主要因素，认为通过提供足够的补偿，牧民就可以减少放牧，从而实现草原的生态恢复。因此，政府自上而下地实施了退牧还草等一系列草原保护项目，其核心是减少牲畜和减少放牧。然而生态系统是复杂的，草原退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气候、牲畜种类的组合、放牧方式、地下水变化等多种因素，因此，单纯地减少乃至停止放牧并不能使草原得到有效恢复。特别是，如果复杂的生态系统再叠加复杂的社会系统，如牧民的偷牧行为、牧民对草原畜牧业的依赖、基层组织的影响，等等，那么，草原退化的原因将变得更为复杂。概言之，简单化的“一刀切”政策无法解决以上问题。[参见王晓毅：《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地方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将自然环境资源化，市场在不断地创造开发资源的需求；在此背景下，缺少社会支持的环境保护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笔者以为，自然资源市场化和环境保护的社会支持不足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社会因素。如果说生态环境退化主要是这些社会因素所致，那么其解决方案也存在于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