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诸多文献记载中，明朝嘉靖进士菅怀理，往往因为“菅”“管”字形相近，易于混淆，在传抄转刻中被讹为“管怀理”，更有许多文献误非为是。本文依据地方志、历史文献以及现存的碑刻记载，认为明代的“管怀理”当是“菅怀理”，并梳理了他一生的行迹。从中可以看出，地方志可以证补历史。

　　关 键 词：菅怀理  管怀理  《明史》  《明实录》  《临邑县志》

　　作者简介：王 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主任科员。

　　在明朝经济史上，“管怀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对嘉靖年间的屯田、盐法、仓库、宗禄等问题都有清醒的认识，并建言变革。其中，尤以其谈改革盐法影响最大。此事在《明史》卷八〇《食货志四》“盐法条”记载：

　　十三年，给事中“管怀理”（引号为笔者所加）言：“盐法之坏，其弊有六。开中不时，米价腾贵，召籴之难也。势豪大家，专擅利权，报中之难也。官司科罚，吏胥侵索，输纳之难也。下场挨掣，动以数年，守支之难也。定价太昂，息不偿本，取赢之难也。私盐四出，官盐不行，市易之难也。有此六难，正课壅矣，而司计者因设余盐以佐之。余盐利厚，商固乐从，然不以开边而以解部，虽岁入距万，无益军需。尝考祖宗时，商人中盐纳价甚轻，而灶户煎盐工本甚厚，今盐价十倍于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盐使不行也？故欲通盐法，必先处余盐，欲处余盐，必多减正价。大抵正盐贱，则私贩自息。今宜定价，每引正盐银五钱，余盐二钱五分，不必解赴太仓，俱令开中关支，余盐以尽收为度。正盐价轻，既利于商；余盐收尽，又利于灶。未有商灶俱利，而国课不充者也。”事下所司，户部覆，以为余盐银仍解部如故，而边饷益虚矣。至二十年，帝以变乱盐法由余盐，敕罢之。淮、浙、长芦悉复旧法，夹带者割没入官，应变卖者以时估为准。御史吴琼又请各边中盐者皆输本色。然令甫下，吏部尚书许赞即请复开余盐以足边用。户部覆从之，余盐复行矣。①

　　明朝前期的盐业生产属于官营手工业范畴，实行榷盐制度，官府不仅对煎盐“灶户”剩余劳动的产物“正盐”牢牢控制，对其必要劳动的产物“余盐”也以仅能维持其劳动力再生产的工本米钞收换，以防止余盐自由流入市场冲击正盐的价格。迄明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盐业生产的控制逐渐松弛，余盐以不可阻挡之势流入市场，打击了政府食盐专卖政策。在此形势下，“管怀理”提出了由政府对正盐、余盐进行定价调控、允许商人自行向灶户购买余盐的建议②。可以说，这是一审时度势的明智之言。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明朝不得不许可商人自行向各盐场灶户买盐。隆庆四年（1570年），更因 “管怀理”的建议，以为“官为收鬻，不若听商收买，简便可行”③，而正式“罢官买余盐 ”④。

　　此外，在《明史》中还有两处提到了“管怀理”，一为议屯田，一为建言罢诸仓场中官⑤。他所提出的这几条建议最终都得到了实施。他在为官期间，也颇受同僚推重，与当时的徐阶、王廷相等都有交游往来。因此，通过对“管怀理”进行考察，有助于增强对明朝社会的认识。

　　一、菅怀理其人

　　“管怀理”在《明史》中无传，加之资料较少，因此关于其人其事，尚无人进行专门的考证和梳理。而实际上，《明史》中的“管怀理”实为菅怀理。

　　首先，根据传世的历史文献，可知《明史》对“管怀理”的写法，认为是确凿无误的。而清人在《明史》编修时，所采用的资料很大一部分是取材于《明实录》。通过翻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的《明实录》，可检索到关于菅怀理的资料13条19处。除了有的地方将“怀理”误为“理怀”、“怀清”，为很明显的错误外，虽然现存《明实录》诸版本中大多数地方仍误为“管怀理”，但仍有一处保持了正确的写法。可惜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明实录校勘记》中又误是为非，结果以讹传讹，以致历史研究者迄今仍未意识到这一问题。如《世宗实录》卷二百八十三“嘉靖二十三年二月癸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明实录》据以校印的底本北平国立图书馆藏红格抄本就原本为“菅怀理”，而据以校勘的广方言本、天一阁本等均为“管怀理”，结果校者舍却了红格本的正确写法，沿用了广方言本、天一阁本的错误写法⑥。

　　其次，在地方志等文献中，多次提到菅怀理，并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菅怀理的材料。根据其仕宦经历，在各版本的《山东通志》、《江西通志》、《陕西通志》、《湖广通志》中均有“管怀理”的简单介绍。而菅怀理是山东临邑人，通过翻检现存的顺治、道光、同治以及民国间修《临邑县志》四部，除在同治本《临邑县志》中有一处将菅怀理误为“管怀理”外⑦，其余各处均是菅怀理。地方志为一方之史乘，而纂者一般为当地官员招徕的当地的博学之士，并且在编修过程中会进行咨询采访工作，所以对区域的乡土人情较为了解，其记载也较为可信，所谓“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⑧。通过《临邑县志》中的记载，可以确信“管怀理”当为菅怀理之误。道光年间《济南府志》也同样采取了正确的写法⑨。再者，同治、民国修《临邑县志》中已经有菅怀理的乡贯“菅庄”的记载，是其姓“菅”的另一确证⑩。

　　最后，现存的一些碑刻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菅怀理于嘉靖八年（1529年）被录为己丑科进士三甲第145名，据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八年进士题名碑”拓片，虽然拓片字迹有的漫滤不清，但不难看出其中的“菅怀理”(11)。该碑石立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其时菅怀理尚在职做官，所以不至于会刻错，应为确证。此外，在现在临邑县临盘镇的南菅村有两块古代石碑，其中一块石碑正面写有“大明湖广左布政使复斋菅公墓”，左侧刻有“大明嘉靖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立”。另一块刻有“敕赠征侍郎菅公墓”，左侧刻有“大明嘉靖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立”(12)。结合《明实录》、《临邑县志》等文献考察，这两块石碑是菅怀理和他的父亲菅溥的墓碑。

　　综上，通过对地方志、传世历史文献以及现存碑刻中有关菅怀理的资料所作的“二重证据”的考察，可以确信，明代的“管怀理”为菅怀理无疑。至于为何有如此多的史籍出错，据目前的史料，还只能推论为“菅”“管”二者字形相近，从而导致在传抄中以讹传讹。

　　二、菅怀理行迹

　　菅怀理在《明史》中无传，整套《明史》中提到他的也不过三处。在《掖垣人鉴》中对菅怀理有简单介绍：“菅（原作“管”）怀理，字一初，号复斋，山东临邑人，嘉靖八年进士，九年七月除户科给事中，十二年升礼科、右户科都，十四年升江西副使，仕终湖广布政使。”(13)大致勾勒了菅怀理的生平。而要详细了解其生平事迹，只能依靠地方志、《明实录》等资料。

　　菅怀理为明朝进士，且有多地的仕宦经历，因此，在他的乡乘《山东通志》、《济南府志》以及仕履的江西、陕西、湖广等地的地方志中均有菅怀理的简单介绍。在现存较早的顺治、道光年间的《临邑县志》中，有菅怀理的人物传记，虽言简而意赅。在《明实录》以及明人文集中，也记载了有关菅怀理仕宦期间施政、迁转、建言等方面的资料。借助地方志方面的资料以及历史文献，可以大略了解菅怀理的一生行迹。

　　以上是就目前现有资料整理的菅怀理的行迹。可见，菅怀理无论是在建言边储事、上书盐法、请罢免仓场的宦官，都切中时弊，于国于民有益。同时，他深谋远虑，不畏权贵，与当时的大学士徐阶、兵部尚书苏祐、王廷相以及大理寺卿马理等都有交游，具有可贵的品行。《临邑县志》载其“登进士第，试政即擢为谏官，累资户礼二科都给事中。所掊击尽贵戚，时宰声震一时。寻用外补。世宗久而怪问曰：‘髯给事安在乎。’敭历臬藩，为大方伯，累疏乞身归。归而捉鼻沉吟，雅负安石之望焉。”(20)菅怀理由户科都给事中擢江西宪副，其同僚称其：“一初之在谏垣，好修而特立者也。其学渊然，其才裕然，其气浩然，其志廓然。其论天下事，厉害机宜，适义当物，犁然如指诸掌，乃今以外补而去，岂独僚寀逖德寡式，而朝廷之上殊失耳目之臣矣，君子盖重惜之。”(21)

　　关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菅怀理遭弹劾下御史逮问一事，只见于《明实录》一处记载(22)，难知详情。此事发生在“梓宫南祔显陵合葬”之后，嘉靖帝将母亲章圣皇太后梓宫南祔与父亲恭睿合葬显陵，使得显陵的规制如天子规制，不仅有失礼仪，也劳民伤财。嘉靖帝南巡显陵也给沿途官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菅怀理等在此事上被太监举劾，像欧阳铎、刘士奇等一批刚正的官员也同受处分。以理度之，这时身为江西按察司副使的菅怀理所犯何罪虽未可知，但蒙冤受诬的可能性极大。否则，他也不会由正四品官员很快就升任从三品的陕西布政司参政了。

　　　三、地方志与历史研究

　　传世历史文献展示的历史，只是全部历史过程中的一面，我们必须根据写下来的历史去推想全部的历史。当我们面对支离破碎的历史资料的时候，地方志的某些资料，则很可能有助于将许多碎片化的资料点串成线、连成面。在对菅怀理其人其迹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一是地方志可以证史之误。通过地方志中的资料，可以基本确定历史文献中的“管怀理”为“菅怀理”之误。二是地方志可以补史之缺。通过地方志的资料，可以大大补充菅怀理的生平事迹，如他中举时间、大致履历等。三是史志需要互相借鉴。不同时代的历史典籍都带有各自的烙印，史籍在传抄中又会致误，地方志也是如此。因此，在历史研究中，需要将二者很好地结合。二者缺一，就会出现明显的断裂，我们就无法对菅怀理的行迹进行通盘的考察。诚如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所言：“故方志之于人物，但当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23)

　　尽管史志典籍浩繁，但具体到菅怀理其人其事上，囿于目前的资料，还不能对其进行完整细致的梳理，如菅怀理的生年、菅怀理被劾原因、菅怀理升任陕西按察使和陕西右布政使的时间等，还无法确知。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等待新的资料发现或者菅怀理墓志铭的出土。

　　据《临邑县志》记载，临邑县在明一朝中过17名进士，而清朝200多年没有中过一名进士，可以说，明朝为临邑文化昌明的一段时期。因此，对进士菅怀理其人其迹的考察，也是对临邑县社会、文化的考察。如前所述，在顺治、道光、同治诸版本《临邑县志》中，很少有将“菅怀理”误为“管怀理”，并将其列入了“乡贤祠”。自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以来，《临邑县志》于1993年、2004年曾两次出版，其中对于菅怀理的乡贯南菅庄的记载，在正文中以及志前所附的行政区划图中，还有误“菅”为“管”“营”的现象出现，应予修正。

　　　注释

　　①《明史》第七册，第1941～1942页，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②赵毅：《明代盐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

　　③《世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五“嘉靖十四年五月甲子”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④（清）乾隆官修《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三·盐铁”条，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

　　⑤分见于《明史·食货志三》，第七册，第1886页、192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⑥《世宗实录校勘记》（三），第1644页，“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⑦《临邑县志》卷四《学校志·学官》“乡贤祠”，第六叶，国家图书馆藏同治十三年本。

　　⑧戴枚修、董沛等撰：《鄞县志》卷首，张恕序，光绪三年刻本。

　　⑨（清）王赠芳、王镇修，成瓘、冷烜纂《济南府志》卷四十《选举二·明进士》、卷五十二《人物》，国家图书馆藏道光二十年刻本。

　　⑩分见于同治十三年《临邑县志》卷二《地舆志下》第十四叶、民国二十五年《临邑县志》卷一《地图篇四》，第四十叶，《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11)《嘉靖八年进士题名碑》，国家图书馆藏，明李时撰，周令正书并撰额。

　　(12)《荒野墓碑承载的隐秘往事》，《大众日报》2006年12月10日。

　　(13)（明）萧彦：《掖垣人鉴》卷十三第十七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9册，影印万历十二年序刻本。

　　(14)此据《少室山人集》卷二三《叙赠楚左使菅复斋先生得告谢归》中菅怀理于“嘉靖丙午春”因病请求“放归”时，有“予年五十”之语，推之他当在弘治九年出生。因无其他佐证史料，故将其出生时间定在弘治九年左右。见杨本仁：《少室山人集》卷二三第六～七叶，《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5)《临邑县志》卷八《选举志》“举人”条，第七叶，同治十三年本。

　　(16)《明实录》将礼科误为“户科”，见卷一五二“嘉靖十二年七月丁巳”条。

　　(17)同治《临邑县志》。

　　(18)（明）薛应旗：《送管参政序》，《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四第二十叶，《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9)据《禹城县志》卷九《人物志·方技》中“霍恺”条记载，“临邑管方伯监大辟刑，因悸而病，目张不得暝。恺煮郁李仁酒，使醉即愈”。此处称其为“方伯”，当发生在菅怀理由湖广左布政使致仕回乡之后事，临邑毗邻禹城，其事当可采信。（清）董鹏翔《禹城县志》嘉庆十三年刻本，第二十六叶，国家图书馆藏。

　　(20)《临邑县志》卷九《人物志?循异》，第三叶，道光十七年本。同见顺治九年本卷十二。

　　(21)（明）王廷相：《王廷相集》之《送菅君一初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序》，第3册，第1001页，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

　　(22)《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九“嘉靖十八年九月戊戌”条。

　　(23)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列传断自元明云云”条，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6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