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学术评判制”在某些领域已显不足，这是毋庸置喙的事实。

　　在评职、评奖、评课题时，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裁决学术水平的优劣高下，虽然简便易行，却也容易庸俗化，产生学术恶性误判。这种“公决”形式及其不当操作引起的恶性误判，已败坏了学术与学术风气，成为一种公害，腐蚀着社会，也腐蚀着人心，害人害己、害学术、害社会。

　　就害人害己而言，评委一旦使用不当，造成误判，特别是恶意误判，就可能让有些学术精英失去了发挥其创造力的机遇，从此一蹶不振；而另一方面是投票成全了某些人，甚至可以让庸人立登“龙门”，进而名利双收，身价百倍。学术投票制度，养肥了一批掌握学术考评实权的评委。每一次投票，往往演变成评委“堕落”的机会，有几人没有投过人情票与违心票，有几人能够拒绝投票后的“集体腐败”？这最终害的是自己。

　　就害学术而言，恶意作弊，存心误判，玷污了学术的神圣性，产生了极坏的导向性。现实中的投票裁决，不少只是“走过场”的形式而已。譬如评奖，评委们怎么可能在规定的三两天时间内读完成千上万的参评成果？他们有时连摸都没有摸过，心里就早已有了人选。又譬如评课题，国家与省市级的评审单位，常常还去统计与计算评判后的“产出”，给自己“贴金”，却从不统计与计算因为评判失偏而遭致的学术流失。

　　就害社会而言，投票学术裁决，归根结底是造成了贻害社会的恶果。在评职、评奖、评课题的投票前，跃跃欲上者便四处活动，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甚至高官也被调动出面打招呼，形成了“全民参与”的社会关系运作。这种腐败破坏了个人诚信与社会公德，形成了造假的不良风气。

　　在学术评判上要绝对公正、一点不受人际关系的干扰确实很难，但我们目前又找不到一种不靠投票来裁决学术的方法。因此，我们只能在什么人投票、怎么投票、在什么条件下投票等环节加强把关，让投票尽可能公平公正，尽可能少点负面影响，进而杜绝学术腐败。具体来说，在以下四个方面可作努力。

　　其一，实行严肃的“有记名”投票。当下流行的投票学术裁决制，实行的几乎都是“无记名”。“无记名”投票的弊端是随意性极大，不需要负责任，甚至可以瞒天过海，胡作非为。本来，投票应该建立在投票者可靠，而投票机制又比较完善的基础上，否则，投票程序上虽然合法，也貌似公正，其实质却可能成为一种“合谋”，成为一种高举正义旗帜的非正义勾当。我们呼唤“有记名”投票，增强投票的严肃性，增加投票者举动的透明度，以期达到同行互相监督的负责任的投票态度，甚至以此达成投票者的“连带责任”。

　　其二，实施严苛的投票惩处制。投票者一般都是学界的精英，也应该是诚信上的精英，是道德人格上的可靠者，最起码也该是学术良知没有泯灭者。然而，大量的评比事实告诉我们，完全靠评委的自我约束是靠不住的。因此，必须约法三章在先，要求投票者负法律责任。一旦违规，严苛处罚，譬如罚款、取消学术头衔或者把不诚信者公之于众，以期最大程度地遏制当下投票学术的腐败。

　　其三，制定严密的投票程序与规则。目前绝大多数评审，主要是评委凭感觉进行决断，这就很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或误用。特别是文科方面的考评，有人借口“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来否定与藐视标准，从而使考评在所谓更加“人性化”的同时，为作弊大开方便之门。因此，无论哪一级的学术机构评审，一旦失去法规精神，失去法律监督，就很有可能堕落成一种变态的“学术专制”，蜕变为一种学术腐败。因此，要保证投票裁决这种民主的真正实现，就需要以机制化的法治来弥补投票的缺陷，防止多数人犯错误。投票学术裁决的机制化，主要体现在“投票程序”与“投票规则”。譬如投票程序，在投票评审前实行“资格”审查制，给出“死”规定，看发表杂志与出版社的级别、项目的档次、转载与评论的影响力等，不能“上线”者不能获得资格。在学术标准方面，力求严格、规范，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评审标准，让投票者有据可依。

　　其四，建立严格的监督与上诉机制。任何投票都应该倡导学术裁决后的上诉机制，畅通检举揭发的渠道。评审机构缺乏对评委产生与工作的监督措施，且对不公评定没有任何的上诉机制，就可能造成“冤假错案”。投票式的民主并非可以适用于一切领域，它的真正实现和力所不及之处需要法治的配合，以便最终促成法治的民主。上诉制度不仅可以保护个人的学术权利神圣不被侵犯，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评审机构树立起正义的观念，帮助投票评委产生敬畏感与责任感，补救投票裁决上的失误，也能够帮助学人建立起对评审机构和评委权威性的认可与尊重。

　　当下的学术腐败，早就不只是几个抄袭者的事了。在投票方式广泛应用于学术裁决的背景下，它在某些场合造成的学术腐败，其性质之恶劣、危害之严重，决不可低估。要扭转这种局面，终究要靠学术界自身的努力。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