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延伸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资本积累等概念，并着重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对城市社会空间的新构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普遍的城市社会危机。许多学者纷纷开始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试图对城市问题作出理论回答。于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产生，它以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空间分析相结合，主张将城市发展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加以研究，并从多重角度阐释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空间变化的基本状况、趋势及其原因。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

　　作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最早的阐释者，列斐伏尔首先敏锐地捕捉到了空间问题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并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进行了理论阐述。他重新定义了城市的概念。在他看来，“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不仅来源于资本主义关系，也影响着资本主义关系；不仅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物质环境，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载体。在这里，所有的资本主义关系能够实现再生产，资本主义也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从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出发，他阐释了后现代城市的本质。他强调后现代城市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物质属性的静止的社会关系的载体或容器，其自身就是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一直以来，人们关注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到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飞速发展，知识直接介入物质生产中，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已经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

　　列斐伏尔努力将经济学范畴中的一些概念用于城市分析中。他认为和其他生产过程一样，“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城市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列斐伏尔认为只运用“资本的初级循环”，即通过工业投资而使资本增值的过程来分析城市过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运用“资本的次级循环”，即房地产投资。因为它对城市的发展及城市空间的生产具有更强大更直接的作用。

　　哈维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这一复杂而又丰富的过程进行全面科学地认识。因此，他对空间的认识延续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他看来“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实践活动和概念”，即“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时，随之发生变化的一定会是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品质及其意义。以往的社会理论家常常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而缺乏对空间和地理的分析。结果就是缺乏将空间及对空间的支配等整合进社会理论中去的概念工具，使得社会理论在经受检验时遇到了许多困扰和尴尬。他认为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创新，形成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来更好地解释空间是如何进行生产的以及如何将空间的生产过程整合进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及其矛盾中去，从而为城市化过程中的理论化开辟道路。

　　资本主义下的城市化过程是哈维整个理论的焦点。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影响并引导着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也反作用于城市空间和时间。他强调城市化过程具有较长时间的社会效应，因此城市化过程应该具有足够的柔韧性、灵活性，以适应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他还深入研究了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方面，坚持认为我们能够认识到空间和时间可能表达的多种客观品质，以及人类实践活动对其建构产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