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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在乡中:近代武汉都市社会关系转型管窥
2014年02月19日 10: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胡俊修 高洁 字号

内容摘要:【核心提示】在近代化进程中,城市社会经历着传统向现代的嬗变,新旧文化元素并存,社会文化结构由外而内渐次完成现代化转型。受社会文化结构、阶层特性等因素影响,城乡居民在向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型中,在行为逻辑、意识观念、社会关系诸层面呈现出浓厚的传统品格,城市下层民众的群体抗争尤为典型。抗争方式经历了由非暴力不合作向暴力抗争的转变,至衙署跪香请愿、罢市、哄闹官署街巷、打毁官轿、强抢店铺、强迫罢市等传统斗争手法一一呈现。汉口摊户事件是命运共同体在极度孱弱的困顿状态下逼于无奈掀起斗争风暴,汉口当局为维持社会秩序采取强硬的冲突调适方式——暴力弹压民众运动,将民生体恤抛诸脑后,显现出官对民居高临下的失衡姿态,以及镇压而非保护的错位关系。

关键词:汉口;城乡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结构;民众;传统品格;群体;谣言;衙署;近代化进程;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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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近代化进程中,城市社会经历着传统向现代的嬗变,新旧文化元素并存,社会文化结构由外而内渐次完成现代化转型。

  中国近代城乡社会关系乃近年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近代化进程中,城市社会经历着传统向现代的嬗变,新旧文化元素并存,社会文化结构由外而内渐次完成现代化转型。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渐次性展开是城乡社会关系转型呈现出传统品格的根源所在。

  受社会文化结构、阶层特性等因素影响,城乡居民在向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型中,在行为逻辑、意识观念、社会关系诸层面呈现出浓厚的传统品格,城市下层民众的群体抗争尤为典型。1908年汉口摊户事件就为管窥近代化进程中城乡社会关系的历史延续性及传统品格提供了一个窗口。

  清末汉口摊户事件始末 

  1908年4月12日,适逢前任湖广总督赵尔巽转任四川,乘船途经汉口,顺道上岸拜答驻扎长江沿岸的各国租界领事,需经过华界濒临江汉的街道。巡警道冯少卿早欲肃清此地摊市,遂以给长官留下良好街市印象为由,下令赵尔巽车马所经之地一律拆摊,三日后又传谕摊担另择地谋生,一时“永不许摆摊贸易”谣言在坊间大肆流传。为避免失业之患,13日、14日,众多摊商罢市,聚集涵万茶楼商议办法,并先后至夏口(即汉口)县署、商务局、关道等地跪拜,请求复业,无果。其间,在好事者煽动下,汉口警察三局与请愿摊户矛盾激化,诱发动乱,聚集群众将警局捣毁一空,并将沿街公共设施尽行打毁。15日,冲突进一步扩大,众多无业游民趁机作乱,煽动摊民抢劫店铺、哄闹市府,汉口全镇罢市。汉口当局见冲突呈难以抵挡之势,亲往湖广总督府请兵弹压,一时间军队、警察迅速集结汉口市廛,全力肃清动乱。汉口当局亦与商会首脑合作,遏制谣言,澄清事实,安抚民众情绪。16日,集结人群全部散去,时任湖广总督陈小石示谕汉口一律开市,事件终于平息。

  近代城市社会关系转型 

  理性审视1908年汉口摊户事件的展演路径,可以发现小民营生的斗争模式很大程度上束缚在传统轨道与窠臼之中。摊户事件因传统因素——官府驱逐与谣言激化而起,并延续了城市贫民领导与好事者参与的传统组织模式。群体的行为选择带有浓厚的旧色彩:以传统意蕴浓厚的茶馆作为聚会议事的地点。抗争方式经历了由非暴力不合作向暴力抗争的转变,至衙署跪香请愿、罢市、哄闹官署街巷、打毁官轿、强抢店铺、强迫罢市等传统斗争手法一一呈现。就解决方式而言,官府与地方精英和商业社团合作共谋,也是平息冲突的惯用手段。

  在1908年汉口摊户事件中,某些细小的行为要素直接映射了城乡居民浓厚的乡土意识。(1)至衙署请愿:权威信仰与清官情结。传统社会中,民众只能依靠传统信仰与权威人士消解因自然力之不可捉摸而产生的焦虑,渐而产生对地方长官的依赖感,一旦遭遇突变,常寄望“清官”保护自身利益。衙署是地方官吏处理公务的主要场所,是向官员诉求心愿的理想之地,因而面临生存绝境的散摊游贩才会自发聚集于衙署前请愿。持香跪拜则是城市底层群体选择传统信仰仪式来表达最高敬意与最迫切诉求的路径——他们期望“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帮助重构原有生活秩序。(2)轻信谣言:恐惧、疑虑、易于从众的心理状态。谣言是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的反映。禁摊谣言营造的恐惧、疑虑的心理氛围,激发了个人强烈的合群倾向与命运共同体感觉,负面行为、情绪也在群体中持续传染、发酵,以致个人行为与道德失范,随波逐流沦入冲突与暴力的涡流。(3)不触及政权合法性:正统主义观念。小民营生的抗争只有准许永远摆摊贸易的经济要求,并未提出参与政治与扩张政治权力的主张;群体暴力行为虽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影响,但只是愤懑心理的直接宣泄,均不足以引起城市社会结构和政治态势大的改变,民众服膺于现有国家政权及意识形态的传统正统主义观念根深蒂固。

  事件中各种利益集团或博弈、或合作的行动轨迹显示,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传统社会关系机制也并未消失。其一,官民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隔阂与矛盾,对立而非平等。汉口摊户事件是命运共同体在极度孱弱的困顿状态下逼于无奈掀起斗争风暴,汉口当局为维持社会秩序采取强硬的冲突调适方式——暴力弹压民众运动,将民生体恤抛诸脑后,显现出官对民居高临下的失衡姿态,以及镇压而非保护的错位关系。其二,传统“官—绅—民”的权力关系格局在基层社会中持续运作。汉口地方商会由传统会馆、公所发展而来,自诞生之初就具有准官僚的社会性质。出于传统士绅知识精英的自觉,商会自始至终都导向国家强力一边,而对小民生计难有顾及;商会附骥于官场,作为国家权力的行政触角向基层社会延伸的工具而发挥现实效应,与地方官府共栖共生,互为支应。二者的合作互动与传统社会“官绅”同盟共治格局异曲同工。

  转型中的阵痛 

  器物层面、政治制度、经济形式在外部刺激与内部需求的共同驱动下,往往发生着快速更替,显现出典型的现代倾向。然而大众思想、行为层面的现代化因牵涉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最内层的核心文化质素,具有较强稳定性与延续力,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缓慢——广大城市民众行为方式依旧墨守陈规,思想还几乎处于与近代绝缘的传统意识中,传统社会所广泛坚守的人格范式、社会关系网络顽固地持续。因此,城乡社会关系转型的方式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延传了传统作风,是社会文化结构中传统要素在社会生活中的集中反映。

  在近代中国,城市下层群众是城乡社会关系转型的主要参与者,其保守的阶层特性是城市民变延续传统品格的重要因素。其一,城市底层民众分散、落后的经济地位、蒙昧闭塞的文化水平、短浅的政治眼光,限制了他们只能立足于社会生活变化的表象,依据主观的感受和狭隘的经验认识、处理问题,甚至群体抗争经常直接呈现出“集体无意识”的蒙昧姿态。其二,城市下层民众的主要来源是四周乡民,他们涌入城市谋生,身在城市而心在乡村,与乡村保持着密切的共生关系,进而营造出近代城市“都市里的乡村”与“乡村里的都市”的共生图景。近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转变的传统品格,也是传统农耕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行为、精神样态、社会关系等特征在近代城市的延续与缩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流动摊贩与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研究”(11CZS0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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