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赖德胜则认为,迫于当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多数人没有充裕的时间对即将从事的工作单位或岗位做进一步了解,只能本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想法匆忙选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冯桂林告诉记者,“裸辞”者的初衷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调试心态、恢复体力、完善自我,以便更好地实现职业理想或职业规划。“与终生就业、缺乏劳动力流动性相比,雇员能够对雇主说不,掌握职业的自主选择权,有利于增强社会活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除了提高个人素质和强化职业意识外,学者们还呼吁,雇佣方也应结合社会发展进程及时调整管理机制。
关键词:职业;裸辞族;就业;孙健敏;雇佣;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舒晓兵;学院教授;选择;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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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尽管“裸辞族”的抗压能力被人诟病,却也不能忽视他们“洒脱”背后的无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孙健敏表示,非人性化制度或粗放型管理是“裸辞”背后的真正动因。
春节过后,一股“辞职潮”涌现,在众多辞职者当中,不乏“裸辞”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职场新人对职业幸福感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相应地,他们对工作中诸多挫折的容忍度不断走低。一旦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即便还未谈妥下一份工作,他们也会潇洒“裸辞”。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说走就走?“裸辞”又显现了我国人才配置中的哪些特点?就相关话题,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职业期待与就业实际不协调
在传统观念中,辞职最好是“骑驴找马”式的平稳过渡。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职业观念也有所改变。相当多的辞职行为从曾经的“深思熟虑”,变为“说走就走”的洒脱。
拥有这份“洒脱”的大都是“80后”和“90后”。为何他们爱“裸辞”?“这群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更注重个人尊严与工作品质。报酬和职务高低不再是他们衡量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而环境氛围、人际关系、组织文化、晋升空间等因素,则成为选择或权衡的关键。”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舒晓兵分析道,再加上这一群体多以自我为中心,吃苦耐劳精神比较缺乏,抗挫折能力相对较低,一旦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预期便会“裸辞”。
尽管“裸辞族”的抗压能力被人诟病,却也不能忽视他们“洒脱”背后的无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孙健敏表示,非人性化制度或粗放型管理是“裸辞”背后的真正动因。如超负荷工作量、无休止加班、待遇很低却要求很高、对员工成长环境缺乏考虑等,这些让曾经满怀理想和期待的员工在失望后不得已选择“裸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赖德胜则认为,迫于当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多数人没有充裕的时间对即将从事的工作单位或岗位做进一步了解,只能本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想法匆忙选择。这也埋下了“裸辞”的隐患。
除了个性因素和职场压力外,舒晓兵提出,还有一部分适龄就业社会成员,可以在家庭资助和自身储蓄的支持下,不急于从事生产和劳动,而是选择旅游和艺术等非生产性活动。
“再者,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统筹程度的提高,使得社保转续问题变得简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裸辞族’的后顾之忧,增加了自主选择的筹码。”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邓大松补充道。
理性看待“裸辞”带来的利弊
“裸辞族”并非不再回归职场。因此如何理性看待“裸辞”就显得尤为重要。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冯桂林告诉记者,“裸辞”者的初衷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调试心态、恢复体力、完善自我,以便更好地实现职业理想或职业规划。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一过程有利于提升人的现代化素质。如果“裸辞族”能够审时度势,合理调整职业方向或理性转行,随着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的逐渐丰富,其“扮演”社会角色的能力将更为出色,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发展。
“与终生就业、缺乏劳动力流动性相比,雇员能够对雇主说不,掌握职业的自主选择权,有利于增强社会活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此外,员工的‘裸辞’能够对用人单位施以压力,不失为改善劳资关系的一种方式。”舒晓兵强调说。
不过“裸辞”并非没有负面效应。在赖德胜看来,“裸辞”不仅可能降低组织的整体工作效率,还增加了用人单位的招聘成本和培训成本,使得雇佣方不再愿意为人才培养“买单”。
舒晓兵认为,相较于雇佣方来说,“裸辞”对个体的负面影响更大。如果“裸辞族”没能把控好“裸辞”的频率,不但加重个体的经济负担,还可能在二次或多次就业时,影响雇佣方对其组织忠诚度、归属感、责任心的判断,继而增加工作搜寻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设定针对性管理计划
学者表示,“裸辞”现象频繁发生,是劳资双方“博弈”的结果。雇员原本期望通过“裸辞”提高就业质量,而雇佣方却因此多了顾忌,不但压缩培训成本,更不愿将较好的职位提供给新员工。长此以往,“裸辞”难免会陷入“博弈”怪圈。应如何趋利避害呢?
孙健敏表示,每个人都渴望在工作中有所成就,但个人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价值观、个性特点、能力专长等。而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应当加强对青年人职业意识的培养。
除了提高个人素质和强化职业意识外,学者们还呼吁,雇佣方也应结合社会发展进程及时调整管理机制。“雇佣方需客观审视新生代员工的优点和缺点,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管理和培养。”冯桂林解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