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于11月南迁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2月13日南京沦陷，立足未稳的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再次西迁昆明。其中，由336人（一说284人）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于1938年2月19日启程，徒步向昆明进发。加入步行团的教授和学生，分别成立了各种沿途考察的组织，民间歌谣组就是其中之一。

　　闻一多是参加步行团的教授之一，他担任民间歌谣组的指导，而且沿途对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服装、山歌、民谣、民间传说亲自作调查。“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顿住处，也顾不得沿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他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谁也看不出他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兴味十足地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他喜欢去茶馆酒楼闲坐，听素不相识的老乡论古道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亲自指导同行的原南开大学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民歌民谣，到昆明后整理成《西南采风录》，并亲自为之作序。”（马学良《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楚风》1982年第2期）

　　刘兆吉在书的前面有一篇文字，记载了有关这次徒步旅行中搜集采录民歌的种种细节以及他个人关于民歌的一些观点。从长沙到昆明3300华里，路经大小城镇30余座，村落不计其数。旅行团走了68天。刘兆吉在闻一多指导下沿途采风，采得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歌谣2000多首。这本《西南采风录》中所录的歌谣包括各地即席编唱的“抗战歌谣”和“民怨”歌谣，强烈地反映出民心的向背。这类民歌可以作为中国民众同仇敌忾的见证；而在艺术上，有的也堪称上品。如在湖南常德采集到的一首《调兵歌》、 在昆明附近采集到的《送郎出征抗日歌》，为了容纳较为广泛的抗战内容和普通中国老百姓保家卫国的信念，这两首民歌都采用了民间小调的范式，表达了劳动妇女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刚毅与温柔。

　　作为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先生，也为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一书写了序言，从与闻一多不同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刘兆吉的采风成果：“他将采集的歌谣分为六类。其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这就是西南各省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好诗。这中间不缺少新鲜的语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读了都可以增扩我们自己。还有‘抗战歌谣’和‘民怨’两类，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却可以见出民众的敌忾和他们对于政治的态度；这真可以‘观风俗’了。历来各家采集的歌谣，大概都流传已久；新唱出来的时事歌谣，非像刘先生这样亲历民间，是不容易得到的。”在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史上，抗战中诞生的《西南采风录》是一个直接从老百姓口头上采风的典范，对认识社会风尚，特别是抗战歌谣所提供的广大人民群众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对民族精神的坚守，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