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美国拥有一个广泛的联盟体系，不同盟友对美国的重要性不尽相同，美国愿意为之投入的资源和承担的责任也会有所不同。对待联盟义务，美国有着模糊立场和规避责任的总体倾向，但针对不同盟友其真实表现又存在极大差异，而这种行为上的差异具有制度性的根源。通过比较联盟协议的内容，本文探讨了美国安全承诺的限度。本文认为，联盟是战略需要和社会认同的产物，联盟义务的水平和信度自然会因为盟友的重要性和认同感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以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为基础，从而具有牢固制度纽带的联盟，也能够经受强烈的变革压力而保持联盟的总体结构，并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持续变化的国际形势。反之，联盟若只是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缺乏内在的社会认同，就难以发展出有效的制度纽带，因此，在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之后，联盟将很难甚至无法适应新的形势。 

   关 键 词：美国外交 联盟体系 身份认同 制度安排  

   作者简介：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四、联盟的适应性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国家面临的生存威胁和安全困境有所减轻。据有关统计，冷战结束以来传统军事同盟的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在步入一个逐渐消失的时代。军事结盟的情况越来越少，联盟终止(termination)的情况则越来越多，而得到维持的联盟的性质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41]美国联盟体系作为一项重要的冷战遗产，在剧烈变革的国际环境中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压力。但是，在长达半世纪的冷战对峙中，联盟体系是美国大战略及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撑，因此也造就了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保持现有联盟体系的稳定，就具有了强烈的政策惯性，而较少受到政党政治和府会关系的影响。这样，美国维持现有联盟体系稳定的目标，就与冷战后“去联盟化”的国际政治生态发生了冲突。

为了让联盟体系这一冷战遗产在后冷战时代继续发挥效力，美国不断尝试引导联盟体系的变革，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在其整个联盟体系中，北约和亚太同盟的变革与转型最引人注目。随着苏联解体和华约解散，北约将何去何从成为大西洋两岸共同关注的问题。政界和学界对北约的实体规模、涵盖范围、历史使命、行动能力提出了各种见解。美国坚信并且也力图让欧洲盟友确信，北约仍然是最好的选择^[42]，而且在未来“越大越好”^[43]。最终，北约战略关注点从西欧和北美地区的防卫事务，转变为广泛的集体安全、危机管理、冲突应对和组织扩大。^[44]总的来说，北约承担的使命越来越多，不仅仅局限在战略和安全领域，同时也承担起社会化(socialization^[45])新进入者的职能。

与此同时，美日、美澳等双边同盟的性质和职能也在发生着显著变化。日美同盟由“单轮驱动”转变为“双轮驱动”，由“日美双边防御型”转变为“地区安全主导型”，由“美前日后型”转变为“美日一体型”，简而言之，就是逐步成为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所说的“世界中的日美同盟”。^[46]美澳同盟由“威胁主导型”转变为“危机主导型”，由“美国主导型”转变为“责任分担型”，重视推行美式价值观和自由民主理念，双边同盟多边化初现端倪，同盟关系出现“内涵丰富、外延扩大”的趋势。^[47]

从北约这一多边同盟的转型和日美等双边同盟的转型中，不难发现，美国的联盟体系涵盖的议题不断增加，而盟友承担地区责任(in-area)的份额在不断扩大。不过，美国并不满足于此，它还希望盟友能分担更多责任。特别是对于北约和日美同盟，美国对它们承担“区外责任”(out-of-area)的期待也越来越高。然而，尽管日本一直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但是欧洲盟友则无意承担过多的区外责任，美欧关系甚至因此出现了重大裂痕。可以说，美欧之间在联盟定位、未来走向、责任划分、相互认知这些根本问题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执。正如罗伯特·卡根所言，“回眸当今国际关系，美国越来越多地倚重武力，并且更加倾向于单边主义而疏离国际法；相反，欧洲人却更倾向于以比较细腻和复杂的多边主义，即协商、外交和劝说，更偏好以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国际舆论的调解方式解决问题。简而言之，美欧的共同看法不多，而且相互理解越来越少。”^[48]在这里，有必要变换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那就是，北约为什么能够容纳激烈的矛盾而依然保持活力？如果不是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和牢固的制度纽带^[49]，“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 ^[50])或许就已经成为欧洲现实了，欧洲的安定团结又岂会延续到现在？单单靠利益维系在一起的联盟是脆弱的，而北约不属于这种情况。

实际上，在美国的联盟史上，属于利益联盟的也不乏其例。1955年，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约》，正式与美国结成联盟。之后，为了弥补欧洲殖民者留下来的权力真空，美国大肆援助伊朗巴列维政府，允许伊朗“无限制向美国购买任何常规武器”，使伊朗成为除以色列外又一个区域性强国。但是，美国的冒险政策潜伏着深刻的危机。1979年革命后，伊朗成为波斯湾地区最激进的反美国家。^[51]翻开历史记录，尼克松总统曾盛赞伊朗是“当今世界最自豪的国家之一”。而今，美国却成为最希望伊朗政权垮台的国家之一。事实表明，纯粹的利益联盟就是“出于便利的婚姻”，在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之后，极难适应变化了的形势。

反之，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允许并且能够调整、自调整以适应之的联盟，必然有着可靠的身份认同和坚定的制度基础。在冷战结束后二十年里，大西洋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联盟关系会走向何方，也成为困扰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核心问题。不可否认，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联盟的定位出现了偏差，从而在制度运行方面影响到联盟的团结。对欧洲盟友来讲，复归于本地区(localization)并着力共同体建设才是其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而对美国来讲，欧洲盟友是最有力(most capable)的伙伴，在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上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这种认知偏差和目标冲突的确影响联盟的运行，但冲突的烈度始终能够容纳于联盟之下。

相类似，日美同盟自诞生以来，也一直面对着各种争执，但自始而终都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这一切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二战后日本一直在承受的“强加体制”(imposed regime)使然；另一方面，其深层原因也在于美国和日本之间有密切的社会联系，进而缓和了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关系。实际上，“自从1890年代它变成太平洋强国以后，在美国的外交、商务和战略意识中，一直把日本放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只有在日本直接攻击美国后，中美联盟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52]前已述及，盖洛普的调查数据显示，日美之间的相互认可度，尚且高于法德等欧洲国家与美国的相互认可度。要全面理解“世界中的日美同盟”，就不能忽视这一基本情况。

简而言之，北约和日美同盟之所以成为美国联盟体系的重要支点，除了因为受到战略利益的驱使，还因为它们之间有紧密的社会关联和牢固的制度纽带。这些联盟缔结后，盟友间的争执就如影随形，但联盟历久而弗陈。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结构发生剧烈变化，但北约和日美同盟保持了原来的总体结构，而它们所涵盖的议题甚至越来越多，盟友承担义务的份额也越来越高。如果只用安全利益来解释这些变化，显然只会得到片面的结论，更无法给出全面的解释。这里从身份认同和制度安排的角度予以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丰富对联盟的认识。

总之，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去联盟化的政治生态。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联盟体系中的北约、日美同盟都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与盟友之间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执，如果不是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和坚实的制度基础，联盟演变的结果可能不会是现在这种结果，或者至少会多一些曲折。本文的论证表明，在国际安全结构剧烈转型的情况下，美国与这些传统盟友因为有强烈的认同和条约的背书，从而得以调整安全合作方式并不断适应持续变化着的形势。

五、结论

历史上，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并且避免与外国结盟。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成为超级大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缔结了一系列同盟条约，并且建立起遍布全球而又相互联系的联盟网络。在多边安排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主要平台，美洲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合作安排则是重要的补充。在双边安排上，旧金山体系确立了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结构，美日、美澳、美韩、美菲等双边联盟应运而生并延续至今。此外，美国还建立了一系列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例如以非成员身份参加《巴格达条约》，以条约附件形式对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承担义务。本文集中考察了美国联盟体系中的条约基础，对美国联盟协议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中揭示出美国对不同联盟承担义务的限度也有所差别。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源进行了探讨。

大略来讲，美国的联盟体系是在处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问题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当时，冷战的加剧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造就了美国领导层的安全认知，让他们认为美国的联盟体系是一副多米诺骨牌，整体的存在依赖于任何单一部分的存在，而一处的退让将导致全局的溃散。美国于是动用一切手段，不断强化其联盟体系，不惜在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加大投入，对内表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决心，对外表明美国是值得信赖的盟友。但是，经过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介入地区事务的意愿大大降低，无意介入难以取得决定性速胜的战争。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选择性介入”成为美国处理地区事务的基本方略。

这样，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日渐演变成为存在内部竞争的合作关系。美国对其联盟体系的期待是，为其全球战略优势提供支撑；而盟友则期待美国协助解决更为具体的事务，这无疑会分散美国的力量，甚至让它在各处都难以确立或保持优势。因此，美国长期面临着一种联盟困境，投入得多会担心过度扩张，投入得少又担心失去信任。最终，适度承诺，突出重点，就成了美国管理联盟体系的总体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总体上倾向于回避责任，但一直恪守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安全承诺，这也正是盟友对美国满怀期待的原因之所在。

当然，美国重视认同感更高，战略重要性更强，制度联系更密切的盟友，并愿意为此做出资源投入，反过来讲，这些联盟也得以在诸如冷战结束这样的剧烈变革中维持下来。这充分表明，如果联盟只是建立在一时的利益需求之上，那么，在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之后，联盟关系也极有可能随之而瓦解。反之，如果联盟超越了单纯的利益关系，有共同坚守的信念为支撑，才得以不断调整并适应变化的形势。

总之，美国的联盟体系在冷战期间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苏联威胁使美国得以凝聚联盟共识，并让联盟体系保持戒备状态。用卢梭的话说，“参与猎鹿就要意识到坚守岗位的重要性，纵然有兔子从身边溜过，也不能置旁人于不顾，良心自安地跑开追逐兔子。”^[53]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大大降低。尽管美国在战略上仍然为赢得大规模武装冲突充分备战，但在操作层面主要面对的是小型战争和非对称冲突的威胁。在非传统威胁尤其是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影响美国本土安全的形势下，美国在强化反恐、防扩散领域的合作方面对盟友有了更多的期待。但是，由于凝聚联盟意志的全球性共同威胁不复存在，美国联盟体系的演变就成了当前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未来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的是，这个为应对既定威胁而建立的联盟体系，将如何继续维持存在并不断调整，进而被用于应对不确定的威胁。

（作者感谢黄平研究员、李少军研究员、袁征研究员在本文成稿过程中给予的指正，也感谢《美国研究》匿名审稿人的中肯意见。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参考文献：

[1]Matthew Moten ed., Between War and Peace: How America Ends Its Wars, New York, London, Toranto, and Sydney: Free Press, 2011, p.7.

[2] 本文主要参阅了J. A. S. Grenville and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Since 1945: A History and Guide with 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7; Charles L. Phillips and Alan Axelrod,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Treaties and Alliances, 2^nd ed., New York: Zenda, Inc., 2006.

[3][美]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

[4]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 Codebook, July 12, 2005, p.4. Available at: http://atop.rice.edu/download/ATOPcdbk.pdf.

[5]Brett Ashley Leeds et.al,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8, 2002, pp. 237-260.

[6]“土耳其1975年7月25日宣布联合防御协议失效”（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200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0页），但在美国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国际条约集》中，该协议仍名列其中。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Treaties in Force: A List of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Force on January 1, 2010.

[7]当然，这里有需要商榷的地方，比如美苏之间有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该条约具有联盟性质。再如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也谈不上是什么同盟组织。此外，如果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被视为安全条约的话，那么，联合国宪章当仁不让也当名列其中。这就是说ATOP数据库存在纳伪、去真两类错误。尽管如此，该数据库仍不失为重要的研究工具。

[8] 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 Codebook, July 12, 2005, p.9. Available at: http://atop.rice.edu/download/ATOPcdbk.pdf.

[9] 关于各类安全条约有多少附件条款及其对条约义务的影响，可进一步参阅David P. Auerswald, “Senate Reservation to Security Treati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2, No.1, (January, 2006), pp.83-100.  

[10] 卡特宣布废止与台湾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就曾引起轩然大波，被斥为开了行政部门单方面废止条约的危险先例，国会议员还以此举违反宪法为由发起了诉讼。”The Imperial Presidency: Taiwan Sellout Sets Dangerous Precedent,” Human Events, Jan 6, 1979.

[11] 参阅 [美]理查德·N·哈斯：《新干涉主义》，殷雄、徐静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12]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3, (Summer, 2002), p.583.

[13] James J. Shinn, The Tests of War and the Strains of Peace: The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hip,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Tests_of_War.pdf.

[14] David P. Auerswald, “Senate Reservation to Security Treati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06, 2, p.84.

[15] Robert F. Ellsworth, “Maintaining US Security in an Era of Fiscal Press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4, (Spring, 1989), p. 24.

[16] Jennifer M. Lind and Thomas J. Christensen, “Spiral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4, (Spring, 2000), p.196.

[17] Rajan Menon, “In the Shadow of the Bear: Security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179.

[18]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 of Mu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3, (Summer, 2002), pp.582-598.

[19] Nicole Deller, Arjun Makhijani, and John Burroughs eds., Rule of Power or Rule of Law? An Assessment of U.S. Policies and Actions Regarding Security-Related Treaties,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Lawyers’ Committee on Nuclear Policy, May 2002, p.41. Available at: http://lcnp.org/pubs/exesummary.pdf.

[20] Warren Chappell and Rick Cusick, The Proverbial Bestiary, Woolwich, Maine: TBW Books, pp.24-25.

[21] [美] 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22] Robert Jervis, “From Balance to Concert: A Study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38, No.1, Oct. 1985, p.59.

[23] Jimmy Carter, Debate with President Gerald Ford (Foreign and Defense Issues), (October 6, 1976). Available at: http://millercenter.org/president/speeches/detail/5538.

[24]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OTA-ISC-34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pp. 177-179.

[25]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Debate with Richard Nixon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October 13, 1960). Available at: http://millercenter.org/president/speeches/detail/5730.

[26] Richard Nixon, Call to Henry Kissinger, January 20, 1973. Available at:

http://whitehousetapes.net/transcript/nixon/036-021.

[27] Glenn H. Snyder,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Jul.,1984), pp.461-495.

[28] [美] 赫伯特·金迪斯、萨缪尔·鲍尔斯等：《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

[29]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r/pa/ei/bgn/. 下文所引美国国务院相关表述均源自于此，不再单独注出。

[30] Lydia Saad, Americans Give Record-High Ratings to Several U.S. Allies, February 16,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52735/Americans-Give-Record-High-Ratings-Several-Allies.aspx.

[31] Julie Ray, U.S. Leadership Losing Some Status in Key Countries, April 1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53929/Leadership-Losing-Status-Key-Countries.aspx#2.

[32] 参见李慎明、黄平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33] 美国国务院将美加关系定位为全球最紧密、最全面的双边关系之一(among the closest and most extensive)。http://www.state.gov/r/pa/ei/bgn/2089.htm.

[34] Richard Ullm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An Interview with George Kenn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46, No.13,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1999/.

[35] 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30页。

[36] Bonnie S. Glaser, “China’s Security Perceptions: Interests and Ambitions,” Asian Survey, Vol.33, No.3, (March, 1993), p.259; Charles A. Kupchan and Clifford A. Kupchan, “Concerts,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1, (Summer, 1991), pp.119-120.

[37] 在当时，英国不支持美国的动议，是因为有着两方面的担心，其一是亚洲殖民地的安危，如香港的物资供应是否会被切断，马来西亚、新加坡国内势力强大的华人是否会反弹；其二是不愿意为法国火中取栗，卷入印支半岛事务。Andrew Hall, “Anglo-US Rel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SEATO,”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5, No.1, winter 2005, pp.119-121.

[38] 参阅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191页。

[39] Miller Center of Public Affairs, Presidential oral History Program, Falklands Roundtable, May 15-16, 2003. Available at: http://web1.millercenter.org/poh/falklands/transcripts/falklands_2003_0515.pdf.

[40] Tony Blair, A Global Alliance for Global Value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6.

[41] Kathy Powers and Gary Goertz,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REI) into security institutions or The demise of realist military alliances?” October 29, 2006, p.7. Available at:

http://ducis.jhfc.duke.edu/wp-content/uploads/archive/documents/GoertzBackgroundReading.pdf.

[42] Charles L. Glaser, “Why NATO is Still Best: Futur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1, (Summer, 1993), pp.5-50.

[43] Madeleine Albright, “Enlarging NATO: Why Bigger Is Better,” in Eugene R. Wittkopf and Christopher M. Jones ed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44] Margarita Assenova, The Debate on NATO’s Evolution: A Guide, Washington: The CSIS Press, 2003; Celester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 (Autumn 2000), pp.705-735.

[45] Alexandra Gheciu, “Security Institution as Agents of Socialization? NATO and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 Fall 2005, pp.973-1012.

[46] 徐万胜：《冷战后的日美同盟与中国周边安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7页。

[47] 李凡：《冷战后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同盟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14页。

[48] [美] 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肖蓉、魏红霞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9] 已有研究者从制度效率的角度分析过为什么北约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可参阅Kirsten Rafferty, “An Institutionalist Reinterpretation of Cold War Alliance Systems: Insights for Alliance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6, No.2, (June 2003), pp.341-362.

[50]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5-56.

[51] 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200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422、476页。

[52] 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10页。

[53] Available at: http://www.heretical.com/pound/staghun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