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里所指的文化，不仅是指部队官兵的文化知识水平，而且指一支军队以信仰和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一边行军打仗，一边以强有力的文化宣传工作鼓舞官兵士气、教育发动群众、打击瓦解敌人、播撒革命火种，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论保证。

　　传播革命真理 塑造红军良好形象

　　长征既是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又是革命真理的大传播。为了使广大官兵和沿途的人民群众理解和拥护长征，在战事频繁的艰苦条件下，红军以“宣传革命真理，唤醒劳苦大众”为己任，一方面加强对部队随行中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每到一地都因地制宜，深入城镇和村寨开展多种多样、通俗易懂、便捷快速的文化宣传活动，以此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红军的革命目标宗旨，宣传北上抗日主张，宣传劳动人民打倒一切反动势力、翻身求解放的道理等。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剑阁县晋安镇城墙刻下“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以直接醒目的方式向世人宣示了党的政治纲领。遵义地区的群众描述红军宣传情况时说：“红军一到，满街热闹，墙上鲜红，好似过年。”及时有效的文化宣传，把人民当家作主等新思想、新主张灌输到劳苦大众心中，把革命真理的火种播撒在长征途中的每一个角落。长征沿途群众自发编唱歌谣道：“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标语指方向；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话儿暖心肠！”

　　鼓舞官兵士气 激发部队战斗精神

　　长征既是敌我双方刀与枪的拼杀，更是双方精神意志的较量。两年间，红军一路上翻越20多座巨大山脉，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等30多条大江急流，走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穿越荒无人烟的草地，环境异常险恶，生活异常艰苦。与此同时，红军在兵力、装备均处于绝对弱势的态势下，还要突破层层封锁，粉碎国民党上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无数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毛主席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提出，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及危险所在，政治（宣传）工作“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在此主张下，各种宣传队、工作队等文化团体大张旗鼓开展文化宣传工作，《飞越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等大量激励士气和鼓舞斗志的战斗歌曲应势而生，大量具有纲领性和鼓动性的宣传口号广为传播。这极大地鼓舞军心、凝聚士气、激发斗志。

　　动员争取群众 促进军政军民团结

　　长征途中，红军途经湘、桂、黔、滇等省（区）的多个少数民族聚集区，民众民族构成复杂、宗教信仰多样、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加之国民党反动派调动数十万军队对红军进行层层封锁，并大肆污蔑、攻击、丑化共产党和红军，制造民族矛盾，使一些群众受到蒙蔽，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和主张产生误解，形成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一道无形障碍。为积极应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长征一开始，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出指令，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红军转战十余省，一路上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红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和宣传队，在街头广场演戏、唱歌、跳舞、写标语、讲演，以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各项政策，使人民群众懂得红军是帮助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自己的队伍。途经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时，红军积极宣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长征沿途群众对红军的态度由最初的害怕、躲避到欢迎、支援，从冷眼旁观到参加红军、投身革命，当画着镰刀锤头的红旗迎面飘过时，他们随手抓起身边的锄头、铁锤，甚至一根木棍，就义无反顾地踏上追逐梦想的漫漫征程。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红军共补充了数万名兵员。红军离开川滇黔边以后，群众想红军、盼红军，想尽办法甚至于用生命来保护红军留下的标语、传单、实物等，并编歌唱红军、颂红军，表达自己的心声，彰显了红军文化宣传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