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信息战剑指头脑人心，生物化战争剑指生命机能，反生态作战剑指生存环境，三者交互影响，对国家总体安全提出了挑战。有效提升文化国防、生物国防与生态国防能力，应是下一个三十年我国国防发展的创新聚焦点所在。

　　回顾历史，以人民解放军为主体的国防力量，经受并成功应对了多次复杂残酷的战争考验，有效捍卫了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下一个三十年，中国又将面临哪些前所未有的战争考验呢？综合科技发展趋势和当前军事实践看，在信息化战争全面取代机械化战争的今天，基于网络系统的精神信息战、基于生物科技的生物化战争和基于生态学说的反生态作战，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防研究的热门课题。

　　精神信息战与文化国防

　　信息化战争中，技术人员之间的远程对抗正在逐步取代武装人员之间的直接碰撞。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形电脑所造就的这片无形网络，最终在人的精神领域产生了超出预期的强大功效。刘亚洲、刘戟锋等学者将其称为“精神信息战”、“信息思想战”、“思想信息战”或“制脑权争夺战”，它旨在利用互联网这一高效信息传播平台，运用有意选取或编造的信息来影响目标人群的思想和精神，从而实现操控舆论和人心的战略目的。在过去，人们仅将其视为信息化战争的附属形式，而今，它已经独立显现出“不动刀兵而乱邦亡国”的强大威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精神信息战的积极践行者，我国的国家认知空间也长期受其恶意干扰。但令西方始料未及的是，由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以ISIS为代表的恐怖组织也学会利用此法来“反治其身”。无需大费周折派人潜入目标国，恐怖组织用网络就可以在目标国内部发展成员乃至策动袭击，这也为我国的反恐工作敲响了警钟。要为无形的思想与精神提供安全保障，提升本民族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产业实力是最持久有效的手段。要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审视文化建设问题，确保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在吸纳外来信息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文化国防”防火墙。

　　生物化战争与生物国防

　　信息化战争早已成为当前世界军事研究的核心与主流。而信息化之后是什么？刘亚洲、郭继卫等人大胆判断，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蓬勃发展，未来战争生物化的趋势将日益显现，对生命微观作战空间的优势控制权——制生权的争夺将更加激烈，生物化战争即将粉墨登场。特别是在NBIC会聚技术（即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融合的牵引助推之下，基于Cyborg技术（脑—机联接）、AI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技术的无人武器、仿生武器、基因武器等将不断涌现，生物化战争将与信息化战争合流归一，造就出全新的战争形态。鉴于国防的安全覆盖已拓展至“生物疆域”范畴，即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命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权益空间，贺福初、高福锁提出，我国的国防建设应该具备应对生物威胁、维护生物安全的相应实力与能力；我国应把生物安全正式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强化自身的“生物国防”意识，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加紧构建统一指挥、军地互补、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新型生物威胁防御体系。对生物化战争的制胜之道而言，我国至少应当恪守如下基本作战原则：一是超前防御原则，实现军地一体预警处置；二是有备无患原则，抢占军事生物科技高地；三是正义在我原则，反对军事生物科技滥用。

　　反生态作战与生态国防

　　我国正在步入十八大报告所说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它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和当下信息时代的一次“否定之否定”，在既有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家园。与此同时，通过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来达到目的的反生态作战也开始登台露面。笔者认为，生化战（生物战、化学战）和环境战（地球物理战）就是最常见的两种反生态作战手段，前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去直接杀伤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物体，造成人员死亡、生物资源损失乃至生物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后者则是运用技术手段去人为地引发自然界的各种异常现象，从而给军事行动乃至人类的一切正常活动造成危害。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侧重于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两项基本国策，未来的国防建设应在推进自身的生态化转型之时，着力构建与生物威胁防御体系和生态安全监测体系联动互补的“生态国防”。

　　战争的发起者、参与者和受力者，从来都是人。精神信息战剑指头脑人心，生物化战争剑指生命机能，反生态作战剑指生存环境，三者分别以人心、人体、人居作为战场，由内而外、交互影响，对包括国土安全、国民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在内的国家总体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针对上述三种新型战争考验，有效提升我国国防的文化国防、生物国防与生态国防能力，应是下一个三十年期间我国国防发展的创新聚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