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前后，东西方开始踏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欧率先挣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成功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并凭借其领先的经济实力树立了全球的霸权，从此整个世界历史都为之改变了。

　　西欧为什么会率先实现现代经济增长，始终是学界研究的焦点。2005年发表于《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论文“现代经济增长的智力起源”（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中，美国西北大学教授Joel Mokyr提出了一种解释。

　　Mokyr认为，现有的研究显然忽略了“知识”这一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在18世纪前后，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突然变得重要了呢？Mokyr认为，这一切源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以弗朗西斯·培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强调认识自然规律对于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重要性，并提倡用实验的方法探寻各种规律，他们的这一观点被称为“培根计划”（Baconian　Program）。

　　Mokyr认为，培根计划的提出对于增强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激励了人们投身科学研究的热情，由此大大增加了知识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使得知识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大为增强，这让很多既有的知识都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利用。

　　Mokyr特别强调培根计划对知识可及性的强化作用并给出了知识可及性能够得以强化的几个原因：其一，从技术角度讲，培根计划让更多的知识被更为统一的术语记录下来，并催生了学术杂志等传播知识的刊物。这些都让获取知识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其二，培根计划重塑了社会文化，改变了人们对知识的看法。人们变得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科学发现，并鼓励同行来学习相关知识。其三，培根计划也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很多新的制度。大学、学术会议等有利于知识传播的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建设和发展。其四，培根计划也催生了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人们开始更尊重知识、愿意为获取知识付出。这些都更好地激发了知识的创造和传播。

　　Mokyr进一步对启蒙运动的强度进行了量化。他统计了《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对各个国家进行描述的行数进行了统计，并用这一数值除以当地的人口数，由此构造出了“启蒙运动指数”（Enlightenment Index）。通过对各国的“启蒙运动指数”进行比较，Mokyr发现，英格兰、苏格兰、荷兰等地区的这一指数要大大高于传统上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中心的法国。

　　Mokyr还用学术期刊的创办状况来对启蒙运动强度进行了重新刻画。他发现，从时间上看，新学术期刊的创办呈现了明显的加速态势，在17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创办的刊物占到了1650—1800年创办刊物的绝大部分；从新创刊物的内容上看，科学、技术等科目占据了很大部分。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在西欧成功转向现代经济增长之前，确实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科学知识启蒙。值得注意的是，在空间分布上，瑞士、低地国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创办的期刊最多，西班牙最少，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只居于中游。而从创办刊物的内容上看，英国刊物的“科学性”也并不占优势。这说明，在整个西欧启蒙过程中，英国在知识启蒙上并不特别突出。由此，Mokyr认为虽然启蒙运动可以解释西欧的率先崛起，但对于英国领跑欧洲，则要继续寻找其他答案。

　　随后，Mokyr还用学科社团的创建数作为度量，重新考察了启蒙运动的变化，其得到的结论是同用创办期刊数作为度量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的。

　　（资料来源： J. Mokyr，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 64,no.2, 2005,pp.285-251. 陈永伟编译，穆石校译）

　　（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JL006）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