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先生出身世家，幼承庭训，尔后游走中西数十年，涉猎社会、历史、法律等诸多领域，成为一代大家。在学科分化的20世纪，瞿氏的经历，虽非特例，亦属少见。

　　初入社会学

　　1930年，瞿同祖先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从此，瞿氏在吴文藻、杨开道诸先生的引领下，进入初兴的社会学领域。彼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群贤云集，瞿氏也兼收并蓄。从“社会学”到“人类学”，乃至“西洋社会思想史”、“社会工作”等，瞿氏接受了系统的社会学课程。

　　高瞻远瞩的吴文藻先生，怀着“社会学中国化”的宏愿，为弟子们量身定制留学计划。初入学时的瞿同祖，专业方向未定，随后逐渐“对历史发生兴趣，遂副修历史”。洪煨莲先生的“史学方法”、邓之诚先生的“秦汉史”、张尔田先生的“史微”，都在所选之列。吴文藻先生见瞿氏颇具古文功底，也有中国历史的根基，便决定培养他专攻社会史。当美籍经济社会史学家魏特夫来华访问时，吴文藻遂积极向其推荐瞿氏。

　　瞿同祖先生为何步入社会学系，不得而知。不过，早在1928年，瞿宣颖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兼课，同为湘籍的杨开道教授也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瞿同祖在1932年结婚以前，都依瞿宣颖而居，其与杨开道教授，在大学之前或有过从。在燕京大学期间，瞿氏自谓影响最深者，即是“吴文藻和杨开道”两位先生，后者也是其硕士论文导师。

　　由社会而历史

　　瞿同祖先生以历史为业，则其来有自。民国之后，新学勃兴。瞿协揆却依旧以《论语》为嫡孙开蒙。宣治公故去之后，叔父瞿宣颖迎祖母傅太夫人回京奉养，瞿同祖随行。在中学课外，瞿宣颖为侄儿讲读《汉赋》，拓展国文能力。瞿宣颖精熟掌故，在社会史领域造诣尤深，著有《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1928）》、《中国社会史料丛钞》（1935年）以及《汪辉祖传述》（1937年）等等。

　　事实上，瞿宣颖在《丛钞》出版之前，相关篇什就在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上发表过，此事发生在1934年至1935年。如此看来，瞿同祖与陶希圣的交往并非无因。吴文藻先生1935年主持社会学系之时，请陶希圣来开“中国社会史”课程，瞿同祖“常去拜访他，谈论古代社会组织，并请他为《中国封建社会》作序”。陶希圣虽然以社会史扬名，但其毕业于北大法科，也曾教授“中国法律思想史”，并有《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中国法制之社会史考察》行世，堪为法律史学界典型的“失踪者”。

　　在1934年至1936年期间，瞿同祖与两位社会史大家——瞿宣颖和陶希圣互动频繁，难免耳濡目染。也正是在此期间，吴文藻先生为瞿同祖选择了社会史方向。可以说，瞿氏由社会而历史，吴文藻先生不过是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