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我认为重塑生活方式是解决问题之道。新生活方式的目标是实现垃圾零废弃。但重塑生活方式的道路艰难，且任重道远。

　　垃圾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涉及公众与政府如何沟通、现代生活方式如何重塑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提出，在垃圾治理的各个环节，需要多方良性互动。

　　“邻避运动”不容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经常提及的“垃圾化”有何社会背景？该怎么去理解它所反映的现象？

　　郭巍青：我先用一个事例说明“垃圾化”。很多年前我在美国访问，见到一位教授拿起一沓厚厚的报纸，抽出其中要看的部分，其余都扔进了垃圾桶。一张报纸从伐木到制浆、造纸、印刷，再到邮递，最后被扔掉，这就是“垃圾化”。

　　从经济角度看，东西变成垃圾的过程越快越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可以更好理解这个观点，即商场老板最希望顾客买的东西立刻被淘汰掉，频繁购买新的商品。这样不仅商家有了利润，回收方有了废弃物，而且制造方效益也会不断变好。

　　因此，“垃圾化”是从批判理论角度分析问题，它要求反思和批判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各地政府开始加大垃圾问题治理力度，但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政府存在着与公众的沟通难题。从公共管理角度去看，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郭巍青：在进行垃圾处理过程中，确实出现了“邻避运动”。

　　如2009年，广州市番禺区居民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项目就是一个典型。居民在市政府门前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小的集会，他们最初的诉求是“反建”，即所谓“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在后来的进程中，诉求升级为“反烧”，即质疑垃圾焚烧技术的安全性与社会后果。广州的事件是同类事件中发生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次。经由媒体报道，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之后，多地陆续出现对垃圾焚烧厂的公众抗议事件。

　　这使决策者和管理者意识到，技术先进性是一回事，社会接受度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技术维度和社会维度复杂缠绕，既相互嵌入、又相互对立的情形。现实中，城市越发展，消费越旺盛，垃圾越多，土地越少也越值钱，政府越是积极推动应用焚烧技术，越容易引发邻避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能不能成功处理垃圾，确实是一个很大难题。

　　重塑生活方式是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广州为例，目前垃圾处理情况如何？存在什么问题？

　　郭巍青：在我看来，广州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过程有几点值得总结。

　　第一，这件事显示城市居民有了明确的风险忧虑。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的特征。很多发达国家的民众接受了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广州居民这么抗拒？我认为这里存在跨文化风险认知的问题。简单来说，不同的文化与制度背景会导致社会的风险认知聚焦于不同风险类型。

　　第二，出现了广泛而持续的政策辩论。其中最典型的是，反对垃圾焚烧的居民在小区网站上建立了论坛（“江外江”），在这个平台上形成了高质量的公众讨论，包括各种意见表达和资料收集。

　　第三，重建社会共识的各种努力。这首先是指从“垃圾处理”思维转向“垃圾管理”思维。原来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末端处理即垃圾焚烧，现在转向前端与后端并重，整体管理。前端当中特别包括了垃圾的减量、分类与回收，也包括发展非焚烧的其他处理方式。广州市高调推行垃圾分类，市政府设有专门的工作机构，广州市城管委设立了“分类处”。其次，政府重视并强化与公众的沟通。成立“生活垃圾分类公众咨询委员会”，组织“创建垃圾分类全国示范城市万人行”活动。这些行为成效如何，尚待观察。但垃圾问题的现实解决，非常需要政府、专家、公众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合作与良性互动。

　　广州市的努力，提供了社会协商的良好案例，值得学界重视与研究。

　　此外，面对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我认为重塑生活方式是解决问题之道。新生活方式的目标是实现垃圾零废弃。但重塑生活方式的道路艰难，且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