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为工具理性的治理，意味着传统的治理方式需要变革，不断地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实现公共管理从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 

　　近一段时期，贵报“评论”版相继刊登了数篇关于国家治理的文章，有文章特别提到“中国国家治理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坚持中国国情和中国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立场下的治理现代化，而不是治理的‘西化’”。对此，笔者觉得有必要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方面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批判地借鉴，进一步突出我国国家治理的特色。

　　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治理一方面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日益增加，各国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也具有相似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发达国家不具有的后发优势，广泛借鉴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不失为一种赶超现代化的明智选择。作为工具理性的治理，意味着传统的治理方式需要变革，不断地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实现公共管理从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普遍追求和必然选择。

　　然而，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治理需要与各国国情相适应，其实现形式必然多样化。善治的提出标志着治理的关注点，由原来的经济维度扩展到政治维度，经历了由原来技术的、非政治的治理扩展到带有价值取向的治理内涵的变化。在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是社会中心主义的西方道路的自然演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等社会基础相契合。世界各国的制度模式以及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性。因此，在引进和吸收西方治理理论的时候，首先需要立足基本国情，不能盲目嫁接和移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另外，虽然治理具有工具理性的一面，但其价值色彩又决定了它与意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关联，因此要警惕治理的西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观侵袭。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