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暴力伤医、杀医案件引起各界关注。医患冲突不仅是技术因素造成的，非技术性的社会综合因素是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

　　医疗资源不足和医患不信任导致暴力伤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政策不断完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想在短时间内消除矛盾冲突，只有政府加大医疗投入，完善并规范各项制度，调整公共医疗政策导向。有资料显示，我国2002年卫生总费用占GDP5.42%，2012年卫生总费用占GDP5.57%，财政投入比重未发生明显改变，与相关国家相比，我国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在医疗资源方面，我国医疗优质资源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这些医院也是医疗纠纷、医疗冲突的多发地。同时，我国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尚不健全，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

　　应该说，出现医患矛盾恶化、医患冲突不断的局面，医院是有责任的。首先，一些医院重视经济效益，忽视医疗服务的质量和管理制度的建立。其次，在只重视经济效益的管理制度下，日常诊疗过程中医疗差错、医疗事故的出现频率就会增多。此外，有些医生自身人文素养不高，忽视对患者的人文服务，有些应该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没有取得书面的知情同意，甚至个别医生对病人态度冷淡，这些都会引发医患之间的矛盾纠纷和暴力冲突。

　　有些医院对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千方百计地掩盖，急于花钱“摆平”。甚至有时过错并不在医院，如果有患者来闹事，医院宁愿“花钱买平安”，而不是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保护医院的合法权益。这无形之中催生了一批职业“医闹”，以致形成医患纠纷的恶性循环。

　　据调查，医患冲突的主要原因并非源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而是源于患者对医疗效果不满意、不信任医生出具的治疗方案以及觉得医护人员态度不够好，仅有0.05%的医患冲突是由于医疗事故引发的。由此，我们发现患者“不信任”、“不理解”等心理因素与医护人员小心戒备的心理形成了极不和谐的医患心理。其结果是双方利益受损，医护人员由于担心出现医疗差错和医疗纠纷，心理压力过大，医疗人才开始流失；患者由于医护人员对治疗措施的顾虑和担心，影响了救治效果。

　　构建政府保障机制和调解协商机制

　　预防暴力伤医，首先需要事前的资金保障和制度保障机制。

　　一是建立政府保障机制，确保政府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公益性。通过建立政府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向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确保政府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公益性。政府医疗政策的公共性是化解医患矛盾冲突的基本途径，同时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通过吸收社会资本办医，将民营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建立混合所有制高端医药服务体系，加快医疗多元化布局，健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均衡优质医疗资源布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

　　二是推广人民调解机制和协商解决机制，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构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和协商解决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鉴于法律诉讼时间长，花费多，很多患者不愿到法院打官司，行政调解又缺乏公信力，这就要在医患双方之间有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作协调。因此，亟须建立医疗纠纷和事故第三方处理体系，推广人民调解机制和协商解决机制。与此同时，利用保险制度手段降低医疗责任风险，通过立法将医疗责任保险定为强制保险，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必须投保，一旦发生医疗事故，患者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理赔，防止恶性暴力事件发生，并可分散医院及医务人员所承担的医疗责任风险。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保险公司扩大保险范围，如把医疗意外险纳入保险范围等。

　　将医院作为公共场所加以保护

　　预防暴力伤医，还需要构建预防、打击暴力伤医行为的法律机制。首先，需完善相关法律。伤医事件不是医患纠纷，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对暴力伤医的行为人，公安机关多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虽然《刑法》规定了扰乱社会秩序罪，但是针对暴力伤医或职业“医闹”等扰乱医院正常医疗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很少适用，威慑力不大。究其原因，是因为公安机关把医院列为内勤管理单位，没有将其列为公共场所加以保护，而事实上医院与学校、商场、车站、码头、公园等处都是公共场所，对扰乱医院诊疗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定性为扰乱公共秩序行为追究责任。为有效遏制暴力伤医、暴力杀医案件的急速上升，建议在《刑法》修正案中，将暴力伤医行为纳入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1节扰乱公共秩序罪；将暴力杀医行为按照《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论处。

　　其次，需建立有效的法律实施机制。公安机关应及时依法打击治理暴力伤医行为。医院设计要考虑安全因素，将接诊区和候诊区分开，病房区要相对隔离，严格执行探视时间，增设监控探头，建立完备的应对突发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等。

　　此外，医院加强并改善内部管理机制，也是预防暴力伤医的重要手段。当务之急是医院提高诊疗水平，规范环节管理，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赢得广大公众的信任和尊重。为此，医院需强化管理，通过内部调查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规范医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