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走廊与边界是一体两面的成对概念。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看成是中国传统的边缘模式，民族走廊研究的意义将指向一个较为基础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以民族国家的确立为分界点，分两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研究致力于以走廊为思考起点来建构中国；第二阶段研究则是以走廊为出发点来理解中国。两者分别对应了民族走廊研究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并进而由此形成了一种走廊研究的学术范式。

　　关 键 词：民族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藏彝走廊;走廊范式

　　作者简介：周大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移民与城市化、族群理论；张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一、走廊与边界：民族走廊研究的理论起点

　　最先提出走廊概念的学者是费孝通先生，费先生提出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以及南岭走廊等概念，并将其定义成“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①。费先生初次提出的“走廊”概念并没有作为一个民族学概念，而正式提出“民族走廊”概念的学者是李绍明先生。李绍明认为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②李绍明先生的民族走廊概念与地理意义上的走廊概念直接挂钩，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经过学者李星星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廓清。李星星将民族走廊放在了农耕文明所产生权力的“中心—边缘”框架内进行思考，认为民族走廊实际上是农耕文明形成中心后向外扩张所形成的边缘地带，③笔者认为走廊是华夏文明“中心”向“边缘”联系的地带，走廊与边界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就会发现民族走廊的本质特征是“边界”性。

　　走廊虽然是通道，但是之所以会存在这些细小繁多的通道的原因是边界的存在。所以笔者在思考民族走廊研究时，将视野定得更为宏大，许多边界的研究也将拉入到走廊研究的范围之内。在笔者看来，走廊与边疆(边界)永远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对应关系。这种视角的扩大实际上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走廊研究，也更有利于将民族走廊看成是一种理论视角，这也提醒我们一个基本的思考：民族走廊地区内的研究不一定就是走廊研究范式，而非专门针对走廊地区的研究也不一定不是走廊研究。这种不依据研究地点而定义的走廊研究涉及的一个根本点是：什么是走廊研究的范式？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笔者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总结，将其放入本文的结尾部分进行讨论。

　　这种从边界角度来理解中国的视角，实际上与许倬云等学者提倡的“大历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④许氏等以中华民族为讨论的中心，探讨其日益扩大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体系。而本文则从边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大历史的过程。

　　二、在华夏边缘中寻找“中国”：民族走廊研究的历史意义

　　1.西北走廊与中国的北部边缘

　　西北走廊应该是最先被提起的走廊，它是我国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重要地段。大体来说，西北走廊的核心地带就是地理上所说的河西走廊。西北走廊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西北走廊真正引起学界注意的是其作为华夏边缘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从历史上而言，西北走廊是三个经济类型的交汇地带：北方游牧经济、中原农业经济与西北部的绿洲经济。这三个相互沟通的经济类型地带实际上恰恰形成了中国的北部边缘，而对这一北部边缘的研究是这三个走廊相关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它实际上形成了学术上的一种“边疆范式”，这种范式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拉铁摩尔与巴菲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