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体制下，学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人们为了研究、识别和管理的方便，划定了学科边界，各种学术资源按学科归属进行分配、管理。学科建制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学科建制也在学科之间修筑了篱墙，形成了“学术部落”。某种意义上，学科的边界化是学科建制、资源配置和权力组合的结果。学科的边界化影响了知识的交流与创新，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更是如此。在一切系统中，人类社会有最复杂的结构，它关联着诸多需要考虑的内外因素，是根本不可能用哪一门学科的“内在逻辑”就能解释清楚的。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需要跨学科的思维，民族问题研究更是如此。然而，在现行学科体制框架下，民族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面临着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范围自我窄化、研究定位不清及特色不突出的问题。

　　一、生成与蜕变：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跨学科特性

　　20世纪，西方民族学开始传入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主要是在进化论、功能主义、美国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等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开展了一些地区的民族调查。尽管当时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研究，比如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回回民族问题》（延安解放出版社，1941）等著作，但这个研究取向并未形成主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学则主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研究，与民族史学、语言学等学科一起开展了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地区社会调查等工作。与此同时，由于多民族国家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在民族院校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苏联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纲领和政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和团队逐渐形成。其研究内容、理论与方法显然不同于西方民族学，而是具有鲜明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特征，学界将这一特定研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以区分于主要受西方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流派影响的民族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密不可分，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有些学者认为民族理论应该归入政治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民族理论与民族学都以民族为研究对象，因此也有学者将民族理论纳入广义民族学范畴。在国家学科目录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属于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作为民族院校及民族地区高校的公共必修课又具有政治理论课的功能。这种复杂的关系造成了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归属不清、机构变动频繁的现象，使学科发展过程受到了一定的局限。纵然如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形成之后，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所归纳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对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以“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为平台为民族团结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定格与破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面临危机与机遇

　　民族研究作为一个议题宽泛、问题交织的研究领域，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存在重合和交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展民族识别、民族地区社会调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的需求，使学界兴起了一股民族研究的热潮。而后，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巩固、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问题成为主流。直至近年来，随着全球的秩序重组及中国社会的转型，国际上民族民粹主义情绪高涨、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国内的民族问题研究才又不断升温，本来处于小众、边缘的民族问题研究遂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一些学者纷纷开始对民族议题的热点问题发表观点，一些普通高校开始设立民族研究相关机构。这些传统强势学科的研究人员数量庞大、研究刊物众多、声势浩大，很快就在民族研究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并产生了影响。而由于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者规模较小、刊物有限，民族理论学科学者的声音往往淹没于其中，影响式微。从客观上来说，其他学科对民族问题研究空间的挤压，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形成了冲击。当然，这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发展不足的自身原因。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执着于自身研究的传统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我窄化的倾向。由于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足，学术话语无法与所交叉的学科形成对话，在现实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民族议题相关领域中众说纷纭的现象。

　　在独木难支的情况下，民族理论研究的一些学者试图通过摆脱传统的束缚、加强与政治学学科的关系，来加强民族理论研究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他们运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民族问题，以“民族政治学”一以概之，并吸纳政治学、国际政治学中对民族问题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形成了民族问题研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从目前看来，这样的尝试使得民族理论研究具有了学术范式的意义，拓展了学术交流的平台，获得了较多的学术认可。但这种尝试仍无法解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本身的问题，政治学的理论范式必然产生基于国家治理立场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优势在哪，如何坚持与发扬？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明确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