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有一个共同兴趣即研究人类的政治组织。政治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中的一部分，对其加以深入探讨原本是政治学家的任务，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国家与政府的构成要素、组织原则、职权与功能及其实现的方法与途径。然而，这些问题却也是人类学家颇为关注的，只是其研究路径与政治学家有所不同，政治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的关怀和方法对政治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自己对政治及其关联问题的见解。譬如对于乡村治理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人类学家就较为关注，开辟有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路径。本文即旨在梳理政治人类学视角下中国乡村治理的多条研究路径。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国内外涌现出一批对中国乡村社会感兴趣的研究者，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乡村治理。从吴文藻提出、费孝通实践的社区研究法开始，就开启了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实地田野考察，之后这种整体性研究逐渐为具体研究所取代，但是即便是明确具体研究方向的田野调查，也很难完全被某一个方向所封闭，乡村社会生活归根结底还是共通和相互混溶的，其中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以及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处于难以分割的状态。因此，在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情形是一些看似与政治并无直接联系的因素，却实际上与乡村治理这个问题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人类学家们不愿意放过这些细节，力图从多个可能的角度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和思考。因而，乡村治理问题，受到了来自政治人类学研究领域颇多的关注。囿于篇幅，本文只能概述几条较为重要的理论脉络。

　　一、结构性路径：从宗族到差序格局

　　首先来关注从结构性路径对乡村治理问题加以研究的学者。结构性路径，是指学者将中国乡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并且用某种具有概括性含义的特征来描述这个社会整体，试图将整个社会纳入到某种结构性框架之中，遵循这种研究范式的学者以莫里斯·弗里德曼和费孝通较为典型，前者是人类学界的著名汉学研究者，他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探讨了中国东南社会的宗族裂变，通过宗族裂变来阐明社会关系的变迁和变化，他的初衷是证明国家能够与宗族并存，以及国家组织不构成对于宗族组织力量的威胁，这实际上是弗里德曼在对话非洲研究者埃文斯·普理查德，由于后者在非洲发现“无国家”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弗里德曼认为宗族并不存在于“无国家”社会，在中国当时的集权国家中同样有宗族组织[1]。

　　如果说弗里德曼关注的是东南汉人社会的宗族问题，那么费孝通则挖掘出中国乡村最具普遍性意义的特征，他在《乡土中国》[2]中阐释乡土社会何以是熟人社会，以及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缔结方式，对比中西方的捆柴法和波纹法，波纹正是差序格局的一种形象表达，是以己为圆心将人际圈推而广之的社会体系，对于每个具体的社会个体而言，构成的亲属关系和人际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而波纹之间也有交互和交错，但是每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距离和关系都是特殊的。其次，每个个体向外扩散的波纹波及范围大小不一，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波纹也是不同的。而且在费孝通看来，最为重要的是差序格局背后体现出的儒家伦理价值。这与西方社会倡导的平等主义下的个体主义完全不同，中国乡土社会虽然强调家庭核心，但却是“无我”的家庭，中国的公私范围和群己范围与西方社会有明显差异，因为在差序格局中，这种关系的远近亲疏都存在边界的模糊性，难以有清晰的界线来划定人与人的关系。中国社会权力结构也在费孝通的理论当中得到体现，中国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天高皇帝远，闭门就能自给自足，所以，皇帝对于乡土社会的小农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主要依赖乡绅，是无为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