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西方国家在近代的发展历程中，其道德教育方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末，传统道德教育方法的转型期；二是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现代道德教育方法的萌芽发展期；三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传统道德教育方法的回归兴盛期。

　　关 键 词：当代西方；道德教育方法；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侯丹娟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0)07-0037-05

　　随着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其道德教育方法的研究和运用逐渐呈现出科学化、实践性，以及尊重受教育者主体性的特点。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道德教育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传统道德教育方法的回归与复兴。纵观西方近百年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当代西方道德教育方法大致经历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时期。

　　一、传统道德教育方法的转型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末）

　　这一时期传统道德教育方法逐渐向现代道德教育方法转型。传统与现代是一组对称的范畴，两者互为前提，均从与对方的区别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根据斐迪南·滕尼斯的观点，传统向现代的变迁是人类存在方式的变迁，即从社群向社会的变迁。①传统道德教育是一种与人们的“道德社群”生活相适应的道德教育形式，它注重道德习惯的培养和品格训练。而现代道德教育则是与人们的“道德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道德教育形式，它强调培养受教育者的道德判断和选择能力。[1]与此相应，传统道德教育方法是在传统的宗教或权威教育理念指导下，主要以灌输为主要教育手段，即“根据传统的观点，各种道德教育规则或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品行应当通过教育而非法律的手段灌输给个人。这些教育手段，不仅诉诸说理，而且求助于形成习惯、运用奖励、采用规劝、树立榜样和问答式教学等各种形式的灌输”。[2]而现代道德教育方法则是强调以受教育者为中心，重视个人道德自由和自律的培养，尊重其主体性的民主的教育方法。

　　在欧洲发展历程中，有很长一段时期，道德教育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宗教在整个西方国家的政治、道德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此时道德教育隶属于宗教教育，道德教育完全宗教化。宗教利用其教义，通过宗教训练、宗教灌输、宗教管制等方式以达到人们对宗教的臣服。文艺复兴特别是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的发展，给宗教以巨大的打击。但从总体上看，直到19世纪中叶，宗教所扮演的道德教育角色却仍在继续，以宗教的强制性灌输为主的道德教育方法仍然占据主要地位。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越来越希望摆脱宗教的束缚。宗教道德教育地位开始衰退，世俗道德教育开始发展，同时宗教道德教育的强制性灌输方法也受到批判。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阶段。科技的迅速发展，使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对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此时，西方传统道德教育方法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美国儿童学家霍尔认为，民主不是通过说教得来的，而是通过对儿童的尊敬和爱得来的。他曾说过：“没有任何事情比热爱、尊敬儿童并为他们的成长服务更有价值的了。”[3]但是这种关于道德教育方法的观点，仍然无法摆脱传统道德教育的窠臼，它在目的上也是保守的，主要是为了使人们适应社会习俗的要求，而非从根本上启发他们的道德主体意识，培养他们的道德判断、选择、推理能力。正如哈什所说：“两者都意在使世俗化的新教文化价值永恒化。不论是把儿童无情地投入文化熔炉，还是使其在中产阶级的温暖情怀中接受洗礼，结果都是一样的：使儿童适应习俗的要求。道德教育只是引导儿童安于既定秩序的工具。”[4]

　　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西方道德教育方法呈现出从传统教育方法向现代教育方法转变的趋势。这一时期，西方旨在进行一种非宗教的教育，即“不以默启的宗教原理为基础，而仅仅以理性所承认的观念、情感和实践为基础的教育”。[5]也就是说，对于教育必须要有一种科学的精神，并依此形成一种唯理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唯理的教育方法的建立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宗教与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涂尔干认为，建立一种唯理的道德教育，不能简单地去剔除道德教育中的宗教因素，而应该发现宗教观念以及宗教教育中的合理因素，并将其中合理的部分加以加工以适应当时社会和人们的教育需求。所以，从本质上讲，这段时期的道德教育方法仍然受到宗教教育方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灌输这一传统道德教育方法的认识上。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涂尔干关于灌输的看法，他认为灌输是使儿童成为真正的社会人的前提条件。“从更为本质的立场出发，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或灌输的模式。”并且，“在涂尔干看来，整个教育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强迫的过程”。[6]因此，涂尔干非常强调奖励和惩罚方法在培养儿童纪律精神上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教育改革家们也强调“尊重理性、尊重科学、尊重情感”的民主教育方法。他们主张在道德教学过程中应强调科学和历史教学，反对艺术教育。因为前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领域，给我们明确的观念和良好的理智习惯，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指导我们的行为”。[7]而艺术教育则有可能导致灌输。此外，教育改革家们强调受教育者的自律。显然，自律的主张表明了他们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人是具有积极性、主动性的主体，能够进行思考、反省，并促进自身成长。

　　这一时期，西方道德教育方法虽然以灌输为主，但出现了向民主教育方法转变的趋势，这为20年代后现代道德教育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