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学说给我们提供了范例。

　　在悲剧《济金根》的论争中，恩格斯指出，拉萨尔之所以“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并不仅仅是没有提供那种五光十色的典型环境，更重要的是，拉萨尔对当时的历史悲剧的认识本身就有问题。恩格斯认为，济金根命运的真正悲剧，在于由于贵族必须压榨农民才可能获得收入的情况，贵族革命不可能与农民结成联盟，而贵族革命若要真正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必须与农民和市民结成联盟，因此就出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恩格斯曾写过《德国的农民战争》专著，认为当时德国农民的状况正如现在的无产阶级，处于受剥削、压迫的最底层，因此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德国农民战争——较之济金根所代表的骑士阶级为挽救自己没落的历史命运而掀起的战争——才真正代言着解放、自由的人道主义精神，当然恩格斯并不赞成德国农民战争中的宗教旗帜，认为它扭曲了农民战争的意义。同样，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这封信中，认为《城市姑娘》写了贫穷被富商诱奸和遗弃的老故事，也写了工人阶级的贫穷落后、靠救世军之类的慈善团体救济的故事，细节上或许是真实的，没有写出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没有写出无产阶级的抗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学说，对我们当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有很多启示。

　　讲好中国故事，要立足本土，视点下移，在中国上下功夫。要借鉴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正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经验，正视中国所在的世界背景，并科学展望中国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和玛·哈克奈斯的批评，就在于两位作家在德国农民战争和英国工人阶级的故事上没有讲好，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深刻理解、清醒认识故事背后的历史和现实、

　　政治和思想。恩格斯正是立足《德国的农民战争》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扎实、深刻的社会科学著作来反观和反思文学作品，理据充足，论断科学，取得了文艺批评的巨大实绩。鲁迅的《故事新编》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代表人物女娲、大禹、墨子、老子、孔子等故事，置入百家争鸣的中国现代思想境域中新编，置入当时危机四伏的中国政治现实中新编，取得了思想和艺术的丰厚创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阔背景中书写陕西农民平凡但不平庸的故事，土气浓郁，却感人肺腑。

　　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融”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兴会，“通”强调求同存异、打破区隔。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学说，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激发和撞击下产生的新概念，但它又与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席勒、莎士比亚等哲学家、文学家的典型理念有着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体现出科学性和实践性高度结合的特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是科学体系，又是实践指南。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更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既有世界眼光，又有传统情怀，沟通古今，融汇中外，发明和创造极具实践指向与理论高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要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文化传播。小说曾被黑格尔誉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史诗”，马克思、恩格斯利用小说这种新兴文体，塑造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无产者形象，反映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从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力量，涌现出高尔基、肖洛霍夫、小林多喜二、罗曼·罗兰、鲁迅等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革命艺术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提倡文艺的民族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改造民间旧形式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伟大成果。当下，面临全球化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利用广播、电影、电视以及新媒体，以西方人熟悉、理解的方式，多渠道、多层次传播中国文化，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随风润物，潜移默化，从而增强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