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社会问题加剧标志着以高扬“自由市场万能论”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理论正在失灵，而建立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理论的新型文明理论就成为了当务之急，社会主义文明理论就是其中的一种。笔者认为，更具科学性的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建立和完善将日益引发关注和研究。因为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文明理论超越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背后的私有主体型强制劳动的实质，主张通过公有主体型自主劳动来促进社会经济制度合理化，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文明；在实践中，以公有主体型自主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文明模式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文明进步事业的一种必然途径。

　　关键词：公有主体型自主劳动；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经济制度

　　众所周知，以高扬“自由市场万能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理论在中西方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由于社会冲突、地区战乱、生态灾难、资源瓶颈等问题始终与资本主义相伴相生，并在21世纪的今天出现了加剧的势头，从而在事实上宣告了资本主义“普世文明论”的破产，标志着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追随者正在不同程度地陷入文明危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理论开始走下神坛，寻求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理论的新型文明理论日益为人们所关注，社会主义文明理论即为其中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阈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文明形态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解决阶级社会“文明时代”中“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的问题，进入人与人利益高度一致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5页。）新阶段，并通过实现劳动解放来促进文明持续进步。本文认为，公有主体型自主劳动是实现社会主义普遍文明的基础，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更加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思考。

　　一、公有主体型自主劳动是促进社会经济制度合理化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生产性劳动始终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通过一定的经济关系才能得以实现。这种使劳动得以实现的经济形式、体现劳动组织形式的经济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始终与社会文明形态的进步息息相关，进而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合理化进程成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必然具有合理化的发展要求，为此，社会经济制度成为了任何文明体的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基础。

　　当然，社会经济制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笔者认为，公有主体型自主劳动（本文中所提到的公有主体型自主劳动，是指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劳动者自主决定生产分配活动的劳动组织形式，它是相对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劳动者隶属于劳动过程的私有主体型强制劳动而言的。）应该成为我们把握这一体系的关键。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制度变革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打破封建贵族禁锢劳动者自由的等级特权，促进劳动者的自由解放。在西方思想史上，很多杰出思想家也都着重强调通过促进劳动者自由来推动文明进步，从而凸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自然法学派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论》中明确提出要尊重他人经过劳动而获得的财产权利，并且主张使人民委托的政府作为代理人来行使保护劳动者自由的职责。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把劳动分为重要的生产性劳动和不重要的非生产性劳动，认为生产性劳动能够增加物的价值，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生产工人的劳动自由权利。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鲍威尔把市民社会的劳动者看作是“单个的利己主义的原子”，认为自私人性必然要求劳动者自由。可见，许多西方思想家已经具有了对于劳动自由的价值关怀，并且在尝试着去论证这一观点。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确立在促进劳动者自由方面也的确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只是这种自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自由，它一方面是“摆脱旧的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而获得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丧失了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获得的“自由”，这是一种以“一无所有”为典型特征的自由。前者实现了劳动者的政治解放，是一种历史进步，而后者又将劳动者束缚于雇佣形式的经济关系之中，使得他们不得不依靠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仍然是一种强制性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在于，他们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西方思想史上长期流行的“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的人性自私论和理性决定论，实现了哲学思维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根本变革。他们明确地提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劳动，即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最基本的经济权利。然而，“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概而言之，在剥削关系下，“人的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从而损害了劳动者的基本经济权利。这就导致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进而形成一种长期的历史循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