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拥军，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中国发展到过剩经济时代，物质需要已经能够得到满足；但在精神生活方面，中国的文化供给远远落后于文化需求，因此还处于“短缺”状态。但精神生活的“短缺”与物质生活的短缺不同，不可能仅仅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克服。文化需要的满足方式全然不同于物质需要的满足方式，试图以后者代替前者必然导致需要的异化。需要的异化乃至欲望的病态化，是主体化资本对人的身心实行全面控制的必然结果。只有以需要经济学代替“偏好”经济学，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潜力，为转型时期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 键 词：经济/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需要/市民社会/人类社会/理论创新

　　人类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类物质需要满足之后，会进入一个文化需要凸显的时期。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由“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时期。遗憾的是，由于实践的需要未能转化为理论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诞生到今天，人类走了过多的弯路。在一个普遍联系和有机发展的时代，单凭感觉是不能把握真理的。理论思维必须超越感觉的局限性，把现象层面的常识上升为本质层面的科学。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使命。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开始，就大胆地摆脱理论思维，凭感觉提出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错误观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时了。在他看来，马克思属于“古典”时代，那时候“语言学与物质生产中的价值机制有完整的对应关系”，价值的结构维度和参照维度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在，参照价值为了惟一的价值结构游戏的利益而被摧毁了。……现在是另一个价值阶段占优势，即整体相关性、普遍替换、组合以及仿真的阶段”[1]3-4。鲍德里亚大声宣布：“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乡情维度的终结、符号古典时代的终结、生产时代的终结。”[1]6

　　鲍德里亚错了。马克思自己明确地把他的著作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鲍德里亚当然知道这一点。遗憾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同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甚了了，误以为马克思缺乏对“消费社会”的把握，因而陷入了“生产范式”。这错得太离谱了。不要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早在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初期，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阶段，就已经明确区分了“异化的需要”和“病态的欲望”，对于异化、物化和幻化的现象作了旗帜鲜明的理论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是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有机关系出发，解剖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市场基础。鲍德里亚完全不理解这一切，难怪他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混为一谈。在《象征交换与死亡》的结论部分，鲍德里亚明明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是批判性的”，却又顽固地认定“这些分析却没批判自己领域内的区分，它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是自己得以建立的基础。……它们以此名义输出自己的概念，并使自己帝国主义化”。鲍德里亚错了，完全错了。这种指责用在弗洛伊德身上恰如其分，用在马克思身上却只表明了他对马克思的曲解、至少是误解。马克思并没有把“生产方式”这一“初级过程”变成“不可还原的规定性模式”[1]321，相反，他明确地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的制约称为“市民社会”的原则，因而也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原则[2]591-592，认为“人类社会”必将超越这一原则。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回光返照。他所说的与象征交换联系在一起的死亡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死亡。如火凤凰涅槃一般，从它的灰烬中将产生出崭新的“人类社会”：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形态。马克思确实没有看到20世纪以后的新现象，但他早年通过哲学批判，后来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通过对过剩经济的分析预测到了这一切现象。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握资本本质的自我否定，并用本质的自我否定说明新现象的产生机制，而不是为新的现象所迷惑，导致本质、现象不分，更不是让新的现象遮蔽旧本质的自我否定。只有通过对资本本质之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认识，才能准确把握当前人类所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