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阎孟伟，南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政治哲学等；蔡昱，云南财经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天津 300071

　　内容提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类本质”问题做出了充分的理论分析。他的类本质思想受到了费尔巴哈宗教批判、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三个思想资源的启发，同时又是对这三个思想资源的超越。他从人的感性的生命活动出发，对人的类本质做出三个方面的规定：人是感性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由的存在物和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其中，人是自由的存在物是马克思类本质思想所确立的普遍性命题。以类本质思想为依据，马克思提出了批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异化劳动理论。在以后的著述中，马克思依然坚持类本质思想所确立的普遍性命题，从而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证性研究同价值批判结合在一起。因此，马克思的类本质思想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不可消解的价值依据。

　　关 键 词：类本质；自由；社会批判；价值依据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初步研究首次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做出了哲学批判，这个批判基于对人的“类本质”的哲学思考，而这个思考，在直接的意义上，无疑是受到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理论中关于“类本质”的思想的深刻影响。为此，我国学界不少学者至今仍认为，马克思《手稿》中的“类本质”思想是费尔巴哈抽象人性论的思想“遗迹”，是马克思在其思想转变时期所产生的不成熟的理论见解，并认为马克思以后在更为成熟的理论思考中放弃了或“消解了”类本质观念，转而从社会关系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上把握人的本质。按照这种看法，似乎要具体地把握一个事物就必须否定这个事物的类概念或类本质。事实上，从类的共同性上来把握一类事物的本质，这对于任何理论思维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人作为有别于其他物的类，必有其区别于其他物的类本质，问题只在于怎样理解人的类本质，以及这种理解是否有助于具体地把握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是否有助于批判性地考察人在其现实的生存境遇中所遇到的矛盾。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研究面对着一个自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人道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包含着批判现存社会的一切前提，但同时也包含着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以往的历史哲学都隐含着对人的类本质的理解，或者把人的类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绝对理念”、“理性”、“意志”、“心”，或者归结为“利己心”、“宗教情感”等等。这种类本质观念仅仅着眼于人的精神活动或人的活动的精神因素，由此出发对现实社会所进行的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就无法越出精神活动的范围，甚至局限于“思想批判”甚或“词句批判”，而不涉及对现实世界和现存社会关系的革命性改造。马克思在《手稿》中之所以用很大篇幅探讨人的类本质问题，显然是认为有必要首先对这个人道主义传统进行彻底的理论检讨，以便为他的社会批判确立新的思想前提和价值原则。

　　一、马克思“类本质”理论的三个思想资源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类本质”思想的研究和阐发直接地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马克思类本质思想受这三方面思想资源的启发，但同时又是对它们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