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侯振武，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实际运作已经近一个世纪了，由于这一进程的复杂性和持续性，如何确切地理解这一重大的观念变迁过程仍是一个需要人们付出努力的开放的问题。本文针对这一过程中的某些疑难问题，试图以解释世界的理论智慧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这种双重视角去予以阐释，以期为更好地理解并推进这一历史过程提供某些益助。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若干疑难问题之意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涉及理论形态的转化与实践上的应用两个方面。以往的研究尽管都会把实践上的需要作为理论上的引入和转化的现实前提，但在考虑理论与实践上的需要的关联时，往往又将实践上的需要简单化了。这种处理方式便是往往从解释世界的角度着眼，从两个方面说明之：一方面是说明比之于那些面对中国两千年未有之重大变局的其他各种舶来的主义，如社会进化论等，马克思主义更好或更完善地说明了中国的问题和解释了中国的历史出路，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作用，从而决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现实国情以及特殊的文化传统，从而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进行中国化的必要性。后者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普适的一般理论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具体化；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其赖以表达的语言形式进行中国化，使之成为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东西。这种理解方式虽然广泛流行于各种著作之中，但它无法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诸多复杂问题。我们这里试举其要者来例示，以说明方法论改进的必要性。

　　问题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从李大钊等人经由日本引进的唯物史观到瞿秋白经由苏俄引进的辩证唯物论之变化。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之较大规模传入中国，大体上有三条路径：欧洲、日本和俄国。其中影响最大者，则先是日本，继则是俄国。这一传入路径的变化，本身虽无多大意义，但由于不同途径对于所传思想之不同的再加工作用，实际上便有了重要的意义。李大钊等人所传入之马克思主义，其内容主要是唯物史观。如果说李大钊本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有可能会更多地关注唯物史观，从而不好由此断定从日本所传入的主要是唯物史观的话，那么，另一位留学日本的传播者李达的早期著作《现代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同样是唯物史观，以及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新青年》同期发表的其他几篇相关文章都将马克思主义界说为唯物史观①，便可见对马克思主义作唯物史观之理解正是当时人们的普遍主张。这种普遍的理论主张却在随后成了瞿秋白从苏联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的批评对象。在瞿秋白看来：“马克思的哲学学说绝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瞿秋白文集》第4卷，第21页)，“马克思主义，通常以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者阶级斗争论，如此而已。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同上，第18页)瞿秋白此处的批评，显然是依据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而作出的。而普氏的这一理解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德波林、布哈林等人的发挥，构成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理解，瞿秋白对于在其之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仅限于唯物史观特别是经济学说是颇为不满的。此外，从另一位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达的两部主要著作《现代社会学》与《社会学大纲》中，亦可见到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从集中于唯物史观到类似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转变。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