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那么,“所有导向理解的大门都对我们关闭起来,我们发现自己被我们的整个文化密度与定为异己的客体或文化隔离开来,因此我们无法接近异己的客体与文化”(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第149-150页)。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以生产模式为基础的开放阐释学与上述四种方法不同,詹明信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既考虑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构,又考虑到了历史主体的地位。”(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第189页)詹明信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假设了一种既差异又相同的生产模式,它才真正超越了上述历史研究的困境,达到对历史过去、现在与将来关系的客观理解。
关键词:詹明信;文化;历史主义;生产模式;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历史理论;存在;三联书店;客体
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Jameson)是当代美国著名文论家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他以宽广的学术视野涉猎了文学、哲学、政治与文化等诸多领域,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与思想,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立场,是活跃在当今西方社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评论家。本文试就其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学理论作一简要评论,以期引起对其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一、历史主义两难困境及四种解决方法
詹明信认为,任何历史主义在研究历史时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历史过去和历史现在(包括历史未来)的关系;而要解决好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在“相同”与“差异”之间作选择。也就是说,要么认为历史过去与历史现在是相同的,要么认为历史过去与历史现在是差异的。可在他看来,无论选择这两者中的哪一种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人们认为历史过去与历史现在是相同的,那么,就必然会把当前的存在经验带入对历史过去的思考之中,得出的结论与其说是历史的过去,不如说是历史的现在(即现在人按现在存在方式理解并展示的过去)。这样,历史过去的陌生性依然在人们视野之外。他说:“我们可以十分简单地说明这种同时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选择:如果我们赞同我们自身与陌生客体是相同的话……那么,我们已经预先假定将要展示的东西,以及我们对陌生文本的表面‘理解’受到了某种困惑的骚扰。我们一直局限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之中——我们的存在是消费者的社会,有电视机和高速公路,有世界冷战,也有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我们根本没有离开过家园,我们对‘理解’的感觉与心理投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能够接触与我们的现实真正不同的另一种现实的陌生性和抵抗性。”(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49页)可如果假设历史过去与历史现在存在着巨大差异,那么,“所有导向理解的大门都对我们关闭起来,我们发现自己被我们的整个文化密度与定为异己的客体或文化隔离开来,因此我们无法接近异己的客体与文化”(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49-150页)。
当然,历史主义存在困境并不意味着无法解决。事实上,人们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困境。就此,詹明信总结并归纳了历史上存在的四种典型的解决方法。
1.文物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通过文物(或古迹)考古的形式确定了过去历史客体的客观地位与历史价值,表面上看,它是以废除主体现在立场的方式恢复了研究客体的本来意义,取消了主体研究历史时面临的上述困境。但在詹明信看来,文物研究方法既不能取消历史主义困境,也达不到它所要求的恢复历史客体客观意义的目的。因为,文物研究方法得出的只是关于历史文物的一些经验,无论这些经验有多么丰富,它都是第二位的;这些经验不但不能有效地形成系统的历史理论,反而还会被某些历史理论所利用或预设着某种历史理论。也就是说,在詹明信看来,历史主义是一种有关历史的系统理论,这种理论是不可能靠文物研究提供的直接经验简单驳倒或证实的。因此,无论文物研究取得多大成绩,它都不可能对历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到绝对作用。当然,这种方法也无助于人们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主义的困境。







